或者对之区别以待，此刻我们正身处重商主横行的世道。
纵贯上述原因，尽管从长远看，中国会摒弃重商主义，但其可能会循序渐进地达到这一目标。
从重商主义时代起，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在德国就受到经济学界和当权者们的青睐。
而中国已经开始重视出口，原因可能在于凯恩斯对重商主义的分析。
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促进了英国社会的转型，同时也影响着各类商品的价格水平。
他认为那些中国重商主义的受害者采取贸易保护行为也许是正确的。
西方的批评者说，中国的政策是一种重商主义，目的在于通过操纵贸易积累财富，依据是中国2.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现代经营方式的出现与重商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为商业精神的发端奠定了基础。
倾销作为一种国际贸易现象，其产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所处的重商主义时代。
重商主义可以被看作是积极的追求国家利益的一个经济借口。
鉴于失业率仍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工作机会流失至“新重商主义”国家可能会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应。
实质上，以消除贸易逆差为目标，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才是真正的“新重商主义”。
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美国的“新重商主义”也有抬头的趋势。
其次，英国政府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及对商业公司的扶持有助于商业公司的贸易扩张与殖民开发。
美国指责中国的贸易顺差政策，而中国则反唇相讥，批判美国以立法形式鼓励“购买国货”。
随着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欧美国家对中国“掠夺性重商主义”的指责，可能会达到狂热程度，最终爆发严重的贸易战。
但是，人们对全球衰退将宣告重商主义卷土重来的普遍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今天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自觉选择重商主义发展战略的自然结果。
欧元区已加入这种“新重商主义”的行列，结果将是全球失衡明显加剧。
然而，东亚地区注重实用的重商主义传统，正接近一个十字路口。
放弃重商主义，赋予海外贸易的国家垄断权，家长式的管理便让位给了私人企业。
最简单而明了的回答是商业主义的发展。
此外，还存在着“金融重商主义”，这也是今年达沃斯论坛的话题。
最后，根据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分析英国此时非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