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当上汽车兵，对大奔一捣鼓，外国老板出500美金聘请

1979年春天的一个夜里，驻扎在哈尔滨南岗区的车队大院亮着微弱灯光。刘班长抖了抖冻得发硬的袖子，轻声说：“小罗，明儿还得出早车，赶紧收工。”那时我正趴在一台斯太尔发动机上，满手机油。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个把零件当积木拆装的四川小伙，两年之前还在延庆新兵营跟着教练摸索起步离合，再往前推几个月，甚至连“化油器”三个字都没听过。

1976年10月，20岁的我从广安老家坐绿皮火车进京入伍。北京西北部的早晨带着土腥味，凛冽的寒风把南方兵的耳朵割得生疼。新兵连里最时髦的读物是《雷锋日记》，课余讨论的最高理想是“开上解放牌”。老兵说“汽车兵腰杆硬，去到哪儿都吃香”，这句话把我彻底点燃。

分到哈尔滨团部车队后，迎面而来的并非方向盘，而是密集的理论课：点火提前角、断电器触点间隙、气门间隙调整——一连串生涩名词。我死磕课堂笔记，晚上蹲在煤油灯下，把教案抄进统一发的黄色笔记本，半个月就写满厚厚三册。

真正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1978年12月，哈尔滨气温零下三十摄氏度，我驾驶一辆CA10去香坊酒厂拉玻璃瓶，车刚出城十里地就熄火。油门踩到底，发动机却只打干呛。我裹着棉大衣钻到车底，发现油管结了冰块。折腾两小时毫无进展，正犯难，一位过路大货司机递过来一壶滚烫热水，说：“兄弟，先通油，后调火，要记住：冬天不预热，油路先报警。”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那趟活虽然延误，但从此我认准一个理——汽车兵必须是半个修理工。

自那以后，车队附近的地方修配厂成了第二课堂。白天跑任务，晚上钻维修站，打锤子、磨阀座、配活塞环，师傅们口中的“臭小子”慢慢变成“罗师”。为了把理论和实践扣上，我用废旧信纸记录每次故障现象、拆装步骤、配件型号，三年间写下十余万字，扣眼般的小字如今仍能辨认。

1988年7月，我去联络共建单位时，在一角落发现一台尘封数年的沃尔沃244。车身落满枯枝，玻璃上贴着“报废”二字。对方领导摇头：“坏透了，卖废铁还嫌贵。”我用手电照了照机脚和气缸体，判断“骨架不错”，便提出拉回部队练手。三夜没合眼，逐缸测压、清洗喷油嘴、换曲轴油封，第四天试车成功。排气管一声闷响，沃尔沃像沉睡的熊突然苏醒。团首长出远门时常点名要这台车，“跑得快、坐得稳”成了他的口头禅。

1990年初冬，雪花铺满滨绥公路。我押运文件返营，途经阿城密林段，看见一辆黑色奔驰300SEL侧停路边。司机急得团团转，一位外国男士冻得鼻尖通红。故障很明显：水温表指针冲顶，副水箱已见底。我拆下节温器壳体，用随车工具做简易旁通，并引导司机把散热器雪堵敲松，二十五分钟搞定。那位外商递上名片，竖起五根手指说：“Five hundred dollars， come to my company.”司机翻译：“老板愿出五百美金聘你。”我拍掉手上的油渍，笑答：“军人当差，不接私活。”他愣了几秒，随即用生硬汉语回道：“中国兵，很厉害！”

外界的诱惑并没停过。哈尔滨几家大型修理厂多次托人带话：“罗班长，晚上来干几小时，开价随你。”甚至有人直接劝我脱下军装合伙开厂。可在我心里，部队既是课堂，也是家。当兵是少年时的信念，挣钱只是生活的附属。

命运并非总拂意。1994年10月，父亲突发脑溢血，姐姐连发两封加急电报。恰逢部队奉命赶赴延边执行紧急运输任务，车队缺我不可。营长把火车票塞进我兜里：“情况特殊，你走几天没问题。”夜里我躺在车棚顶，枕着铁板望漆黑天空，反复在“孝”与“忠”间拉扯。清晨六点，售票员刚上班，第一张退票单就落到她手里。

部队车队中午前踏上国道。行至珲春山路，暴雨如注，九字形急弯泥泞不堪，地方车辆连翻数台。调头绕行需四小时，而文件规定晚到即作废。我把挡位挂入低速一档，双脚几乎踩透离合和刹车，方向盘打得青筋暴起。空挡溜坡、点刹降速、立刻补油——教科书般的操作把十四辆车带出险境。任务准时抵达，首长当晚嘉奖。我没吭声，只在心里默念：“爸，儿子没给您守灵，但把兵的本分守住了。”

2000年春，军龄已满二十四年。组织上多次谈转业，我却继续坚守。有人不理解，我自有衡量：穿上军装那天，自己把方向盘拧给了国家。哪怕熄火，也要先把车停到位。

那张外籍老板的名片，如今仍夹在油渍斑斑的学习笔记里，纸边早已卷翘。每次翻到，总会想起他惊叹的眼神——那并不是对五百美金的惜别，而是一种莫名的荣耀：一名普通汽车兵，用一把呆扳手，在低温、泥泞和险弯里守护了一支队伍的速度与安全。

后来有人问：“要是当年收了那五百美金，现在是不是早成大老板？”回答其实很简单：奔驰发动机再贵，也贵不过身上的军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