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易中天在厦门大学上课时,一名女生突然站起来冲他大声表白:“易老师,我想嫁给你
一天易中天在厦门大学上课时,一名女生突然站起来冲他大声表白:“易老师,我想嫁给你!”易中天却说:“你漏了几个字!”女生顿时害羞地满脸通红,那堂课后来被很多人反复提起,不是因为知识点有多难,而是因为场面太戏剧化,教室里早就挤满了人,座位不够,后排和门口还站着一圈蹭课的学生,易中天讲得正顺,一名女生忽然起身,声音发颤却一点不小:“老师,我想嫁给你”。年轻人的哄笑、掌声、口哨声,几乎把屋顶掀起来,旁边还有人跟着起哄,说外面都在传一句话:要嫁,就嫁易中天,换个人,十有八九会卡壳,要么板起脸把气氛按死,要么慌乱两句,把学生和自己一起晾在尴尬里。全班笑成一片,那名女生红着脸坐下了,场子也被轻轻放回正轨,这不是简单的机灵,更不是所谓“名师会说段子”那么轻飘,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既没伤学生的面子,也没给暧昧留下缝隙,分寸、反应、修养,都在那几句话里了。很多老师会讲课,能在突发场面里把热闹变成体面的人,并不多,类似的事还不止一回,另一次课堂上,几个女生在下面偷偷传纸条,纸条传来传去,最后竟到了讲台上,易中天拆开一看,上面是问答体:喜欢易老师什么。回答居然是“鼻子”他扫了一眼,顺手就把全班逗乐了:那可不行,鼻子只有这一个,我自己还得留着用,你看,他的办法始终一样:不躲,不端,不训人,也不顺水推舟,他把年轻人的热情接住,再用幽默轻轻拨回去。课堂秩序没坏,学生的热情也没被浇灭,说到底,这才是真本事,也正因为这样,他在厦门大学站稳脚跟后,课堂几乎成了校园里的“热门现场”。1992年,他正式进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任教,那时的他,年纪已不算年轻,可课堂吸引力却很少见,不是靠故作轻松,也不是靠迎合学生,而是把原本容易让人犯困的内容,讲出了画面感、节奏感和人味。有些老师照着提纲推进,一堂课像在搬运资料,易中天不是,他会把材料揉碎,再按自己的理解重新搭桥,学生听的不是一堆死知识,而是一条有起伏、有转折的路,听进去的人,自然越来越多,人一多,影响就出来了。别的院系有人跑来旁听,本班学生舍不得缺席,甚至站在门外也不愿走,这种欢迎程度,放在今天也不容易,放在当时,更刺眼,刺眼的地方,不只在厦大,更早是在武汉大学。1978年,高考恢复后,易中天进入武汉大学,属于那一批带着时代转折意味的大学生,临近毕业时,校长刘道玉看重他的成绩和潜力,希望他留下教书,于是,他留校了,问题也从这里开始。你想想看,课堂坐得满满当当,情绪会不会累积,这可能不产生摩擦吗,显然不能,更要命的是,大学从来不只是讲台,也有办公室,也有评审表,也有看不见的秤,易中天资历不算深,论文数量也不占优势。可学生偏偏认他,于是,问题就从“他课讲得好”慢慢变成了“他为什么这么受欢迎”,这两个问句,看似接近,背后的气氛却完全不同,刘道玉退休后,局面变得更微妙,校内对他的争议没有散,反而实打实落到了课时和职称上。一个老师,11年里始终没能跨过那个“副”字,真是因为不够好吗,恐怕未必,更像是一个人太亮,照出了周围的暗部,于是他不再只是老师,而成了某种让人不安的存在,说得再直白些,有时候,能力本身不是问题,能力引发的比较,才是问题。后来他离开武汉大学,去了厦门大学,对他个人来说,这是换一个地方谋生,对两所学校而言,却像一次态度对照,厦大接纳的,不只是一个能讲课的人,也是一种判断:学生愿意追着听的老师,到底算不算真正的人才。答案很快给出来了,到了厦大,他终于摘掉“副教授”的前缀,成为正式教授,这一步,来得不算早,却像一张迟到的回执:不是你不行,只是此前那套评价系统,不肯痛快承认,再往后,更多公众知道了这个名字,央视邀请他走进《百家讲坛》。把讲台从校园搬到电视屏幕前,过去在大学教室里发生的一切,某种意义上都被放大了:有人喜欢他的表达,有人质疑他的风格,有人觉得他把历史讲活了,也有人担心他个人色彩太重,可争议归争议,真正挡不住的,还是听众。因为大众和学生一样,分得出谁在背稿,谁在思考,谁在灌输,谁在对话,易中天身上还有一点,很少被单独拎出来说,却恰好和课堂上的分寸感相互印证,面对女儿的感情问题,他并不拿那套“影响学习”的旧说辞去压。青春期的好感,在他看来并非洪水猛兽,后来女儿与交往多年的男友分开,他也没有摆出沉重的家长姿态,反而把那段经历看作人生的组成部分,这其实是同一种逻辑:他不把人当需要管束的对象,而把人当能够经历、理解、消化生活的主体。信息来源:海峡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