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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不搞劳务派遣、全是正式工的比亚迪。居然是网上被黑的最惨的车企,真的有点
很难想象,不搞劳务派遣、全是正式工的比亚迪。居然是网上被黑的最惨的车企,真的有点黑色幽默。更幽默的是,很多人被带了节奏,还帮着别人数钱。我相信我这条评论区里也会有这样的人[大笑]
外包!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当你走进一家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大厂,或者踏入某家巨无霸级别
外包!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当你走进一家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大厂,或者踏入某家巨无霸级别的制造业央企,迎面走来和你对接核心业务的小伙伴,可能不仅不是这家公司的正式合同工,甚至都不是劳务派遣工,极有可能只是一名劳务外包人员。近些年,在各类大厂、国企乃至普通民营公司里,除了传统的“正式员工”,曾经占据相当比例的劳务派遣,正在被更彻底的“劳务外包”所替代,甚至连不少985、211毕业的硕士生都沦为了算法外包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疯狂的用工变化?这对大环境下的企业、对每天为生活奔波的打工人意味着什么?在AI浪潮席卷的今天,未来又可能怎样?正式工、劳务派遣与外包——“养人”、“借人”还是“买活儿”?正式合同工大家都懂,签了合同,公司就要负全责,给你交足额的五险一金,提供晋升通道和福利,这叫“养人”。但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虽然听起来都是第三方用工,本质却差得老远。劳务派遣是:劳务派遣单位(中介)与你签合同,然后把你“借”给实际需要用工的企业。企业直接管你的考勤、排班和KPI。劳务外包是:企业将某块业务整体打包交给外部承包公司,企业只买“服务成果”,不管具体是谁在干活。通俗点理解:正式工是“自己人”,劳务派遣是“借人”,劳务外包是“买活儿”。劳务派遣的核心是企业直接管人;劳务外包的核心是企业只管事,不管人。从法律和风险承担的角度看,劳务派遣里,用工单位和派遣公司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出了事要担“连带责任”;而劳务外包,打工人只和外包公司有关系,与实际干活的企业在法律上存在天然的“隔离墙”。企业为什么对“外包”上瘾?——既有极致降本的贪婪,更有规避风险的算计1、规避法律红线与用工风险我国《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明确要求,企业使用的派遣员工比例不得超过10%,且只能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为了绕过这条红线,很多公司开始搞“假外包真派遣”。当年韩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为了规避裁员引发的法律纠纷,就大量采用过人力资源外包;后来美国的亚马逊等巨头也将“灵活就业”玩到了极致。如今,国内大厂和国企有样学样,合同名头一换,就把用工风险甩得干干净净。2、极致压缩用工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养一个正式工,工资加上足额的社保、公积金、年终奖,成本极高。而外包工呢?同工不同酬是常态,五险一金按最低基数缴纳,没有福利、没有带薪假,辞退甚至不用给N+1。在这个经济从高速转向中低速增长的时代,把固定成本变成变动成本,是企业“降本增效”最立竿见影的手段。3、AI时代下的“耗材”逻辑在2026年的今天,互联网大厂纷纷高调押注大模型,要求内部全面接入AI。讽刺的是,外包员工往往是被招来干“AI都不愿意干的dirtywork”——比如给大模型做枯燥的数据清洗,或者在系统跑不通时去修边角料的Bug。一旦AI被训练聪明了,像今年传出的所谓“930大限”一样,外包员工就会被第一时间“退项”清退。在人性的算计下,他们连被裁员的体面都没有,只是一串随时可以清零的系统代码。这种外包泛滥现象,正在全社会各行各业无死角蔓延过去,外包的往往是保洁、安保、后勤等边缘岗位。但现在,不仅是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运营和客服,连银行柜员、医院护士、电网运维,甚至核心的研发算法岗位,都开始大量充斥着外包人员。大家可能还记得2025年9月发生在绍兴地铁的那起悲剧:4名保洁人员在非运营期间进入存车线轨道作业,不幸被检修列车撞击,致3死1伤。事后通报揭示,这几名保洁员全部隶属于第三方外包物业公司。再比如某些价值十几亿的制造业厂房,因为起火时拿着三千块底薪的外包保安不愿“玩命”扑救,最终化为灰烬。当万物皆可外包,隐患的种子就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悄悄埋下。这种转变更大的代价,是摧毁了社会的信任底座——谁还在乎责任感?相比劳务派遣,如今这种假外包真用工的模式,实质上彻底剥夺了劳动者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一个人在公司有没有前途,直接决定了他干活的态度。正式员工愿意在下班后多看一眼系统、多嘱咐一句交接,是因为公司给了他身份和长期的隐形契约。但外包制度把这一切都干掉了。企业把打工人当成随时可抛弃的“一次性筷子”,打工人自然也会用“去责任化”的态度来回敬企业。这种消极情绪是会传染的,当核心业务线上站满了“随时准备走人”的过客,整个社会的责任心就被掏空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周世虹在过往的全国两会上曾尖锐指出:“劳务派遣制度已经背离了最初的设计初衷,其弊端大于积极作用。”他建议从制度层面废止劳务派遣制度,如确有临时用工需求,可通过劳务外包解决。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的企业连“劳务外包”也玩坏了。层层转包之下,原本该给劳动者的钱被中介盘剥,劳动者不仅丧失了职场晋升的通道,更在情感和生活上陷入了极度的内耗。当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的预期,不敢消费、不敢结婚生子,这种反噬最终会击中经济内循环的命门,重蹈其他国家(如日本滥用派遣导致“失去的三十年”)的覆辙。未来,随着AI等技术的进一步升级,产业结构的重塑,传统的雇佣模式必将继续裂变。但如果任由这种无底线剥削的“假外包”大行其道,伤害的将是整个国家实体经济的根基。制度的进步,绝不能以牺牲一代人的尊严和未来为代价。你认为这种将活生生的人彻底“外包化”、“耗材化”的趋势,究竟是商业效率的必然进化,还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哀与倒退?欢迎“点赞”、“转发”、“评论”、“关注”我,记得“标星”哟外包劳务派遣外包工建议废除劳务派遣制度
越南工厂中秋发月饼,越南工人一人一盒,四块。同一间厂房里的中国工人,连月饼皮都没
越南工厂中秋发月饼,越南工人一人一盒,四块。同一间厂房里的中国工人,连月饼皮都没摸到。通知了吗?通知了。月亮也看了。发东西的时候,名单上没有他们。名单谁定的?按身份。越南工人是正式工,中国工人是派遣工。四块月饼的差距,背后是一整套“身份隔离”的逻辑。你说这事离谱不离谱?这不就是国内那套玩法搬出国门了么。中秋当天晚上的月亮,越南工人拍了照发朋友圈,中国工人也拍了照。月亮是同一个。但发到手里的东西,不是。越南工厂的做法很直白:本地正式工一人一盒月饼,中国派遣工名单上直接没有。不是漏了,是压根没列上。中秋节通知了,月亮也看了,就是到发东西这一步,身份不对,手就得空着。这事让我想到一个词:身份定价。你的工资、你的福利、你在公司眼里到底算“自己人”还是“外人”,很多时候跟你在哪儿上班、干什么活儿关系不大,跟你是什么“身份”关系很大。在越南如此,在国内的很多工厂、国企、大厂里,也差不多是同一套逻辑。有人可能觉得,派遣工和正式工待遇有差距,这不是很正常吗?合同不一样,工资来源不一样,凭什么要求一样?这话听着有道理,但经不起细看。法律其实早就把话说死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九条写得很清楚:用工单位应当向被派遣劳动者提供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不得歧视被派遣劳动者。翻译成人话就是:你在哪个岗位干活,就该拿哪个岗位对应的福利,不能因为你是派遣工就自动矮一截。说白了,月饼不是重点,月饼背后那套“你不在名单上”的筛选机制才是。回到越南工厂这件事。中国工人被派到越南,签的是派遣合同,身份上属于“外部人员”。而越南本地工人跟工厂签的是正式劳动合同,属于“内部人员”。于是发福利的时候,系统默认按“内部/外部”来分内部的有,外部的没有。有意思的是,这套筛选机制不是越南人发明的,是中资企业带出去的。国内国企里,正式员工中秋有月饼,派遣人员没有,这件事大家太熟悉了。出了国,连筛选标准都没换过,原封不动地复制了一遍。江西赣州有个案子就是这么判的:一个焊工在同一家公司干了快4年,一直是派遣身份。法院认定,他干的岗位是公司的主营业务岗位,明显不符合“三性”要求,所谓的劳务派遣是“逆向派遣”,无效,劳动者和实际用工单位之间构成事实劳动关系。这个判决说明,法律不是没有牙齿,只是劳动者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才能让牙齿咬到该咬的人。我判断,劳务派遣这件事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在于“有差距”,而在于差距被制度化了。差距可以理解,新人和老员工有差距,不同岗位有差距,这都正常。但当差距的来源是“你签的是哪家公司的合同”而不是“你干了什么活、干得怎么样”的时候,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激励机制,而是一种身份筛选。你在这个身份筛选体系里被归到哪一类,决定了你能不能拿到月饼、能不能享受节日福利、能不能有晋升通道。甚至决定了你在同事眼里算不算“自己人”。越南工厂那盒月饼,不过是这个体系在海外的一个小小的投影。更值得琢磨的是,这套体系是怎么被“传承”出去的。中资企业出海,带出去的不只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有用工上的路径依赖。在国内习惯了用派遣工来压低成本、规避责任,到了越南,很自然地就把这套模式复制过去,只不过这回,被归到“外部人员”那一类的,变成了从国内派过去的中国工人。想想挺讽刺的。一个人在国内因为是派遣工享受不到正式工的待遇,到了国外,还是因为派遣工身份被排除在福利名单之外。换了个地方,换了个“被排除”的理由,但被排除这件事本身,一模一样。这说明什么?说明劳务派遣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内问题”或者“国外问题”,它是一套逻辑的问题。这套逻辑的核心是:用工成本可以被转移,用工责任可以被外包,但劳动者的身份标签会跟着人走。月饼不值钱,但“名单”值钱。名单意味着你被承认了,你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不在名单上,你干的活再多、待的时间再长,也只是个“外面的人”。说到底,劳务派遣制度从设计上是一个补充性的用工形式,它的初衷是给企业提供灵活用工的空间,同时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但当一个补充形式变成了大量企业的常规操作,当派遣工在核心岗位上长期工作却始终拿不到“内部人”的身份,这个制度就已经偏离了它该有的样子。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呼吁“取消劳务派遣”是不够的。派遣这种用工需求客观存在,一刀切禁掉,可能会催生更隐蔽的“假外包真派遣”。真正需要做的是把“身份”和“待遇”之间的绑定关系拆开,你在什么岗位干活,就拿什么岗位对应的报酬和福利,这件事不应该跟你签的是哪份合同挂钩。
一年轻网友当了几个月的消防员,不干了。的确就是劳务派遣;待遇是五险一金,底
一年轻网友当了几个月的消防员,不干了。的确就是劳务派遣;待遇是五险一金,底薪2500还有一些备勤补贴,高危补贴,学历,绩效,最后到手3900消防流动性很大,没有不对待遇,更没有什么不怕牺牲的劲头;后来跑路了原因是队伍内部气氛不习惯。另外,劳务派遣消防员不享受免费医疗(以前官兵是医疗报销的),因此如果有伤,有病,需要自费看病。会拧个水龙头就不错了。
老胡非常共情河森堡这份感受,支持他对劳务派遣实际情况的批评,并且点赞他的个人选
老胡非常共情河森堡这份感受,支持他对劳务派遣实际情况的批评,并且点赞他的个人选择。我认为,大机构通过劳务派遣公司用工,应该符合劳动法的规定,如果把主流业务的一部分也开放给劳务派遣,造成同工不同酬的不公平,这是《劳动合同法》所不允许的。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只能用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并且对“三性”做了明确解读: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根据河森堡的描述,他2011年-2020年在国博以劳务派遣的身份工作长达近10年,而且他的主要工作是讲解员,不知道国博如何界定讲解员的工作性质,但是按大众理解,这应是博物馆里的主营业务之一。值得指出的是,河森堡工作的那段期间,正是中国《劳动合同法》从2007年原版往2013年新版过渡的时期,新版将过去“一般在三性岗位”使用劳务派遣改为“只能在三性岗位”实施劳务派遣制度,约束性明显加强。而且2014年出台《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定下各机构劳务派遣人员不得超过用工总量10%这条红线。河森堡6年前离开国博,老胡不知道他的描述是否全都准确,以及国博是否仍有像他那样长期劳务派遣的讲解员,如果是并且有的话,我认为这与公众对《劳动合同法》的理解有很大出入。河森堡描述自己长期作为劳务派遣人员的绝望感,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我们社会有很多双轨制的不公平还没有解决完,不应再制造新的体系化双轨不公平。国博这些年客流不断增加,但它作为不收付费门票的公益机构,而且是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和预算都是主管部门定死了的。然而它的业务量又随人流增长而不断增加,它肯定需要更多人员,因此可能有一些外界不了解的苦衷。但即使这样,如果它有博主所描述的同工不同酬,也是不应该的。这些年体制内的机构对于守规则往往都特别注重,很担心被查出违规受罚。老胡问豆包,讲解员是劳务派遣人员的情况多吗?豆包的回答是:文博单位核心研究、文物保管岗位编制相对充足;但是面向大众服务的一线岗位(讲解、社教),编制缺口巨大,劳务派遣是行业普遍现象。不过这件事恐怕还需要更专业的人士进行解读,国博最好也出来做解释,因为河森堡这个帖子非常热,产生了巨大影响。据一位国博退休的人士对老胡说,国博经常有劳务派遣人员通过社招考入事业编制的,由于那些人在馆内工作熟悉情况,因此参加社招考编会有优势。但那些考不了编的人该怎么办呢?我个人认为,虽然编制总量无法随意扩增,但单位可以在岗位待遇、晋升评级、评优机会、劳动保障上实现同工同酬、打通职业上升空间这些方面有所作为,以弥补身份差异带来的不公平。在老胡看来,国博作为一个很大的事业单位,里边的用工情况可能比外界看到的更复杂些,实施人文关怀存在一些机制性障碍。但无论如何,河森堡描述的情况和感受都值得高度重视。国博是全国博物馆的头部机构,如今经常一票难求,参观者的体验通常都很好,希望它在解决编制人员严重不足的过程中,对照外界的意见做出尽量很好的示范。其实,河森堡最初在网上走红也是围绕他在国博做讲解员开始的,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劳务派遣人员,也不知道他有与此相关的辛酸。在全社会层面,舆论有一个印象,就是企业和机构通过劳务派遣公司雇佣员工,有一定普遍性。不存在编制问题的企业也有一些这样干的,它们的主要目的是压低用工成本,互联网针对这种情况的抱怨有很多。希望有关部门做一个调查核实,看看违反《劳动合同法》大量使用劳务派遣的情况是否属实,有哪些企业和机构在这样做,应该如何解决,媒体也有必要参与调查。需要指出的是,违规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是加剧社会用工内卷的一种隐蔽方式。因此无论怎么看,它都应该依法限制、规范。希望社会共同关心都市里受保障度比较低的这个劳动群体,也共同关注劳动者在同一环境下的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