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夜，长江江面被炮火映得通红。炮舰甲板上，陈毅看着对岸灯火，忽然想起一个多月前在西柏坡的争论。当时他脱口而出的那句话——“三野去西南，二野下东南”——仍在耳边回响，而刘伯承爽朗的笑声也仿佛混进了翻腾的江水。

七届二中全会于3月5日在西柏坡召开，这是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的最后一次关键会议。34名中央委员、19名候补委员齐聚一堂，主题不仅是建国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城市，还要敲定渡江之后的全国作战布局。三野东南、四野中南、二野西南的框架，就是在这里成型。

计划甫一宣读，陈毅便举手提出调换：让三野打西南，二野取东南。他的理由很直接——东南富庶，二野多年征战最为吃紧，该补补家底；西南山多路险，三野火力充足，可以顶上。“我看二野这些年拼得狠，得给他们点甜头。”陈毅说得诚恳。

刘伯承放下茶杯，微笑回应：“不行，你为啥子要抢我的任务呦！”一句四川方言把会议气氛带活，但背后是一种默契：苦活累活，刘帅向来愿意自己扛。毛泽东听完意见，没有立即裁定，只要求各方列出详细对比。

二野的底子要追溯到129师。抗战时期，这支部队依托晋冀鲁豫18万平方公里根据地，最多时拥有正规军30余万、民兵40余万。然而打进大别山之后，12万精锐纵队与敌对峙，减员严重，装备消耗更大。淮海战役再一拼，二野确实“脱了几层皮”。

与之相比，华东野战军在江南作战，后勤条件好、兵员补充快，尤其炮兵和工兵储备充足。1948年洛阳战役，华野火力优势一举突破城防，令友军侧目。也正因如此，陈毅担心二野再挑山地顽敌会吃亏。

渡江前夕，全军统一番号。一野16万，二野28万，三野58万，四野90万。数字摆在桌面，二野确实单薄，但毛泽东考虑的事情更多。“三野长年在江南水网，熟水战；日后还要跨海。”他指出，水上作战经验不能浪费。而西南战役不止是山地，还牵扯川滇黔复杂的地方势力，若能分化瓦解，对兵力要求未必只看总量。

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只有30余万，却狡猾善变。四野若南下，可凭绝对兵力钳制；二野则绕道西南，以速决战术切割胡宗南、宋希濂集团。这样既能发挥各军长处，又能错位牵制敌人。思路定下，刘伯承与邓小平心领神会，随即南下郑州公开露面，故意放出“北线入川”的烟幕。

一野十八兵团则在秦岭频频调动，钉住胡宗南主力不敢南撤。10月末，二野第五兵团悄然由湘西折向贵州。杨勇说了一句：“咱们走的是大弯，砍的是腰子。”事实证明这条弯路极具杀伤力。

11月1日，二野主力出贵州，直插敌腹。宋希濂措手不及，被迫在川南仓促集结。27日夜，二野三面合围，28日拂晓，宋希濂兵团瓦解，宋本人被俘。短短四周，西南战役出现第一个断面，国民党军防线轰然塌陷。

随即，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成都通电起义；卢汉原本想再观望几日，见风向已明朗，也于12月9日宣布起义。至此，川黔滇地方部队纷纷倒戈，西南国民党军呈溃散之势。12月底，西南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歼敌93万，接管成都、重庆等大城市，进程之快出乎很多人意料。

战报汇至北平，毛泽东批注：“各取所长，不误大局。”句子简短，却恰好回应了当初西柏坡的那场分工之争。陈毅得知二野旗开得胜，给刘伯承拍电报：“老兄，你这回干得漂亮！”电报末尾还附了一个笑脸符号，这是老战友间惯用的幽默。

西南平定后，三野调头南下两广，为日后海南、厦门以及更大的海上行动铺路；四野在中南围堵白崇禧，使其无力回援。三路大军环环相扣，最终促成1949年国境线内大局底定。事实证明，西柏坡那次“抢任务”的小插曲，不仅没有影响团结，反而让各军在最合适的战场上发挥了最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