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的大豆战争，我们已经在《中美大豆，百年风云》这篇文章讲过了。今天我们将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再深度聊聊这事。

一

不得不说，美国是英国老师带过最好的学生。

这对师徒，验证了中国的那句老话：师不正，徒乱行。

英国是从偷师荷兰起家的，美国则是从偷师英国起家的。

18世纪初，英国人通过窃取荷兰人的纺织技术，建立了本国的纺织工业基础，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英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钢铁、煤炭、纺织品几乎垄断全球市场。

后来美国建国后，最热衷的事情就是跑去英国偷野。

不光纺织业全盘山寨，美国还派间谍去英国偷图纸、发传单、挖技术工人，帮他们“润”到大西洋对岸。可以说，在偷师这门学问上，美国是英国的嫡传首徒。

而美国在偷中国大豆种子和技术、扮演“植物猎人”这个角色上，同样是英国人的好徒弟。

英国最著名的“植物猎人”是罗伯特·福琼。就是这个人，一手搞垮了中国的茶叶帝国。

这事还要从英国人爱上中国茶说起。

第一个将茶叶带到欧洲的国家是16世纪的葡萄牙，因为路途遥远，他们只能选择容易保存的红茶，而且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把茶叶运到目的地。

后来葡萄牙公主凯瑟琳远嫁英国的时候，就把红茶作为嫁妆一起带到了英国，并将大量红茶送给了英国皇室。

但由于运输线太长，再加上有中间商赚差价，导致价格相当昂贵。据传有贵族为了买70克茶叶花了整整10英镑，要知道当时一名律师的年薪也就20英镑左右。可见当时红茶贵的多么离谱。

18世纪，东印度公司开始大规模做茶叶生意，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运送了大量的茶叶，到18世纪末，英国每年进口的茶叶大约有2万吨，这才把高高在上的价格打下来。

茶叶也开始了自己的破圈行动，从皇室贵族到普通中产，再到平民阶层都喜欢上了这个东方的味道。

但有个问题，那就是英国由于大量进口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这些高端货，搞得贸易逆差非常严重，急得东印度公司直跳脚。

于是深得爱财有“盗”真传的英国人，动起了歪脑筋，给罗伯特·福琼下了一道密旨，让他把中国的茶种和制茶工艺弄到手。

所以才有了“植物猎人”的故事。

这段经历大家比较熟悉，我们快速过一遍。

罗伯特·福琼这家伙是个狠人，先是剃了头留了辫子，换上清朝长衫，在香港苦学中文。然后借着这身“本土化”的功夫大摇大摆走进徽州、武夷山的核心茶区。

他的盗茶过程主要用了三招：第一，用玻璃瓶精确记录茶树扦插技术；第二，重金收买茶工，把数万粒茶籽塞进特殊包装的铅皮箱；第三，把整套红茶发酵工艺拆解成图纸保存。

但真正改变世界格局的，是他在福建发现的一个秘密，原来绿茶红茶本是一家，工艺差别只在发酵程度。这个情报可以说让印度阿萨姆茶园少走十年弯路。

1851年，福琼带着两万三千株茶树苗、一万七千粒茶籽和八个中国茶工，在加尔各答成功育苗。

从此，印度茶叶产量十年暴涨二十倍，中国茶叶出口霸权彻底崩盘。

除了茶叶，中国历史上被偷走的野生种还有很多。比如云南山茶、大树杜鹃、帝王百合、大豆、水稻、赛木患、红豆杉、猕猴桃……数不胜数。

自大航海以来，欧美窃取中国园林植物和经济植物物种的活动几乎没有中断过。

据记载，仅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中，先后有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葡萄牙等14个国家的200余人，到访过我国的26个省、市和自治区，广泛而系统地进行动植物资源调查与搜集。

不仅是野生种子，连植物根茎和农产品也不放过。

这导致中国独有物种急剧减少，大量生物遗传资源流失海外。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只盯着中美大豆这点事，大豆战争不过是在整个动植物资源失窃后影响较为严重的一例而已。

这件事影响要深远的多，甚至与我们息息相关。

说一件我在湖北神农架调研时，亲身经历的事。

二

2025年9月18日，湖北神农架。

神农架大山

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冠，斑驳地洒在林间的小路上，空气里全是湿漉漉的草木气息。

这里的绿色带着一种野生植物特有的、不加修饰的生命力。

我以前去过不少森林山区，很少在一个地方见到如此丰富的野生植物，野生的板栗、核桃、百合、草莓、番茄等等，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

我随手摘了几颗野番茄尝了尝，果子不大，味道却很好，一点不比市面上的千禧果差。

神农架的物种丰富是有原因的，由于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独特，让它成为第四纪冰川期动植物的避难所，所以保存了大量珍稀物种。

这里几乎囊括了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代表性动植物物种，分布有4329种高等植物和745种脊椎动物，是同纬度其他森林的数倍。

因此，神农架也被称为“物种基因库”。

路上，我偶然遇见了一棵野生猕猴桃，大家可能想不到，我们前面提到的福琼盗茶、大豆战争、物种流失等所有关于生物窃取与种源战争的百年风云，竟被具象化在了眼前这棵不起眼的猕猴桃树上。

一百多年前，猕猴桃还是湖北宜昌、恩施一带林中的野果，那时候山里人称之为“杨桃”、“毛桃”，果实小如鸡蛋，表皮覆盖着一层扎手的绒毛，吃起来酸涩，只有山里的猕猴喜欢吃。

第一个将本土中国猕猴桃带出国的，是一个叫威尔逊的人。

威尔逊是谁？

这人是英国的植物学家，在皇家植物园邱园任职，后来受英国维奇公司雇佣，先后五次来中国采集植物，引进了百合、蔷薇等逾千种中国植物。

他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在湖北一带发现了中国猕猴桃，带了一批种子回英国栽培。可能是因为带回的都是雄株，这批猕猴桃并没有结出种子来，而威尔逊本人是搞园艺的，更看重园艺价值，也就没有把培育果实放在心上。

五年后，一个叫玛丽的新西兰教师，来到湖北宜昌探望在这里工作的姐姐，同样发现了猕猴桃，特意带走了一批种子，回国后交给了园艺专家。

用了大概十年的时间对中国猕猴桃进行了改良，终于培育出个头更大、甜味十足的新品种猕猴桃，很快就风靡了各大果园，成了新西兰重要的经济作物。

很多人可能奇怪，猕猴桃为什么又会叫奇异果的？

最早的时候，猕猴桃在新西兰叫“中国醋栗”，后来经过新西兰改良后，将猕猴桃出口到了英美，让新西兰果农大赚了一笔。但到了冷战时期，由于意识形态作祟，所有带“中国”的商品很难在欧美打开销路。

那咋办？

水果商发现这水果有点像新西兰的国鸟KIWI（几维鸟），于是就给猕猴桃起了个类似的名字KIWIFRUIT，中译过来就是奇异果了。

自此，奇异果和几维鸟也被绑定在了一起，成了新西兰的国家代表。

但这事还没有结束。

后来，中国的猕猴桃遇到了跟大豆一样的命运。

2020年一位中国果农，因为“盗种”新西兰的果株，被告上了法庭，原因是新西兰佳沛公司早就注册了DNA版权保护，果农因为侵权被判处5500多万元的罚款。

国人一听就炸了，情理上来讲，你们老辈子盗取中国的原生种子我们都没计较，哪来的脸跟中国果农打官司？

但从法理上来讲，在没授权的情况下偷别人种子获利，果农确实理亏，毕竟我们没办法向一百年前的新西兰人追讨原生种子专利费啊？

这也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原生种子一旦流失，后果不是“丢了一粒粮”那么简单。

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一个中国农民被突然告知，他种植了几十年的高粱种子，侵犯了某个外国公司的专利权。因为侵犯专利权，他和其他农民之间不能自行交换种子，也不能储存来年用的种子，甚至来年播种的每一粒种子，都要向该公司付费。

这个农民和他的乡亲，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中国作为一个粮食大国，会面临怎样的局面？

三

中国要大力保护神农架，正是为了保护中国的生物遗传资源。

神农架拥有205种本地特有植物、2种特有属和1793种中国特有种，这些珍贵的植物遗传资源绝不容失。

如今再看，2022年《种子法》的落地实施，这又是何其重要的一步？！

但这还远远不够。

我们可以靠贸易采购，也可以靠培育新的亲本植物，来发展自己的农业。但这些山林土地却因为保护，失去了靠山吃山的能力。

人地冲突是几乎所有保护区不可回避的问题。一旦划界保护，山民就不得不“让地”，可用资源注定要缩圈。

一部分山民在政策下进行了转移，一部分年轻劳动力则主动投靠了大城市，避免了低生产效率和资源萎缩带来的经济破产。

但留下的山民呢，他们的生产基因从未改变。

我曾在遵义、大凉山、岷县、甘孜、保山等地，都感受过莽莽群山对人的那种压迫感，如果当地没有矿产和富农产业，要对抗这种地域经济缺陷，是非常困难的。

我在岷县考察的时候，跟当地的一个老乡聊过天，他们村里的人以前主要种植大豆、土豆、小麦、当归这些，但是因为基础设施太差，卖点当归还要扛着麻袋出门，靠着驴车一路颠到陇西才能卖掉。

一亩麦子收成四五百斤，扣除种子化肥灌溉成本，刚够糊口。

其实大部分山区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局，更何况资源缩圈后的保护区外围山民呢。

那么，这种地域上的民生问题，如何解？

中国需要新的政策来激活这里的经济活性。

怎么激活？我们可以从十五五的政策中得到答案，那就是产业转移。

从这次的政策中，你会发现产业转移的新优化方向，一个是从东向西，由南向北的转移；一个是从高到低的转移。如何理解？

第一个方向，以部分技术产业和密集型产业为主，主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的问题。

第二个方向，针对的是优势传统产业和绿色产业，下沉激活偏远贫瘠地带，来进行经济平衡。

这两个转移既为新兴产业腾挪空间，更为经济洼地培育增长长线。

在这次调研中，我们看到了第二个方向的正确解法。

在神农架林区新华镇大岭村，经过一大片红彤彤的高粱田，这种场景还是我在小时候的农村见过。

神农架的红缨子高粱

当时我在想，高粱这种作物，真能撬动当地贫弱的经济链吗？

本地一个姓姚的大姐告诉我，自己也是从十年前开始种高粱的，以前主要种玉米和辣椒。但这种常见的种植作物，很难产生富农效应。

要知道神农架林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0%以上，耕地很少，不可能像东北和山东等产粮大省那样大面积种植。但姚大姐却能靠着10亩高粱，一年创收三四万。

大岭村的这种高粱种植面积有20.6公顷，总产量13万公斤，总产值超过100万元。

我打听了一下，像大岭村这种靠高粱富农的村镇还有很多，龙口村、大岭村、梨子坪村等等，都在普及种植高粱，而且都成为了本地的富农产业。

这一切转变，都源于一家酒厂的到来。

四

2013年，劲牌公司注资启动技改扩能项目，成立劲牌神农架酒业有限公司，要在这里打造酱酒基地。

劲牌神农架酒业

酿酒就需要粮食。

了解劲牌的朋友都知道，劲牌对于产区和品质的偏执是出了名的，在东北、河南、安徽、河北等地都有自己的粮食基地，比如湖北的枫林酒厂用的就是东北的糯高粱。

对于劲牌来说，最省事的做法就是照搬枫林模式，从贵州采购红缨子高粱。

但若如此，神农架就将错失一个富民产业。从外地引种，本地种植就成了最好的解法，既能满足企业需求，又能带动农户脱贫。

于是，2016年神农架酒业开始尝试“企业+农户”模式。

但需求上来讲，企业和农民都各有各的脾气。

企业要好粮食，农民要好收入，如何平衡？

劲牌的办法是，一方面从育苗到种植，由劲牌的技术人员统一指导，还与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联合神农架林区农业农村局、市场管理局等单位战略合作，对种植过程进行监控、抗旱抗灾。

这一招确实管用，不仅高粱单产提升3倍，淀粉含量显著优于外地高粱，酿出的一等原酒醇甜率高出6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是对农民收入进行兜底。

劲牌神农架酒业不仅给农户免费发放种苗、农家肥等，还与农户签订了报价收购协议。

龙口村的袁师傅说，他去年种了十亩高粱，神农架酒业是以高于市场价1元的“保护价”收购的。

我心里默默算了一下账，神农架酒业从2013年建厂，2016年投产，出酒要等6年才能出售，近十年几乎都是纯投入。

这对任何企业来说，都是现金流最紧张、最考验定力的“输血期”。然而，他们硬是顶着压力，把“保护价”政策坚持了下来。

可以看出，在产业带动富农这件事上，劲牌是真用心力了。

现在，这个模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丹江口、竹山、保康……全省25个地区加入，5000多农户跟着增收致富。

当然了，神农架的“神农”二字，本身就藏着富农密码。而劲牌神农架酒业正好激活了这座宝库的巨大潜力。

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介绍过，劲牌是如何用道地药材解开地域发展困局的。劲牌在全国建立了包括四川凉山、云南文山、新疆和田、山东平邑、宁夏中宁、河南武陟、吉林通化等54个道地药材基地。仅四川凉山地区，劲牌就为当地农民带来了每年500-600万的创收。

劲牌成为中药材经济与大健康经济真正的链接者、转化者。

劲牌的这一角色，很容易与神农架产生富农效应。

在被誉为“华中药库”的湖北恩施，劲牌旗下的持正堂药业，就是以自己的方式，再次上演了产业富民的故事。

与神农架的酿酒粮项目类似，持正堂彻底解决了农民“种什么、怎么种、卖给谁”三大核心焦虑。

重要的是，他们从源头上避免了“谷贱伤农”。

在恩施板桥镇，我遇到一位返乡的李姓村民。他过去常年在外打工，如今在持正堂的指导下，专心种植十几亩湖北贝母。

他说以前在外面，挣得不多，还顾不上家。现在守着这几亩贝母，公司包技术、包回收，一年下来纯收入能有七八万，比在工地强多了。

过去是自己找销路，价格像坐过山车，最便宜时贝母（干品）一斤才二三十元，连本都收不回。现在和持正堂签了协议，保底价就在四五十元以上，而且种得越好，价格越高。

这种“保护价”机制，让农户的抗风险能力极大增强，敢于投入，也敢于扩大生产。

持正堂的道地药材基地覆盖恩施市的多个乡镇，如板桥、新塘等，直接和间接带动了上万名农户参与到中药材产业链中。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构建了一个 “利益共同体” 。

企业获得了稳定、优质的原料，农民获得了稳定、可观收入，地方政府则盘活了地方经济，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当一家企业的产业发展与一方百姓的脱贫致富链接，自然就解开了保护区的发展基因链。

五

劲牌的发展，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因为它的目光在山河深处。

当年，劲牌舍近求远，没有将酿酒基地设在交通便利的工业区，而是毅然进入了偏远的神农架林区，还落子了幕阜山脉。

这看似是提高了成本，实则是极具前瞻性的战略。

它的逻辑很清晰：一流的品质，必然源于一流的生态。

神农架和幕阜山拥有得天独厚的纯净水源、独特的微生物群落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这些都是酿造高品质原酒不可复制的天赋。

幕阜山脉

劲牌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它并非是一个单纯的“资源索取者”，而是一个“价值赋能者”。

它的模式核心，是将自身的产业需求与地方的资源禀赋深度绑定，通过“企业+基地+农户”的形式，激发出中国现有生物遗传资源的最大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区域经济能力。

劲牌将“绿色生产力”深度融入血脉，诠释了何为“用科技让产品更健康，用环保让产业更绿色，用担当让社会更美好”的友好生态循环。

比如在神农架这样的生态敏感区建厂，环保肯定是生命线，更是底线。

劲牌神农架酒业在低碳循环方面投入巨资，构建了一套绿色的生产闭环。

他们建设的先进污水处理站，酿造废水经过处理后，不仅能达到严格的排放标准，更大部分被回收用于厂区绿化和清洁；酿酒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酒糟，在传统模式下是令人头疼的废弃物，劲牌通过技术创新，将其转化为优质的饲料原料，变废为宝，反哺畜牧业，实现了农业生态循环。

这就是生态化产业！

同时，劲牌的研发从未停止对“减害”和“健康”的追求。其标志性的中药数字提取技术，就是一个典型。

该技术一改传统酿酒浸泡工艺，通过精准控制温度、压力和时间，定向提取药材中的有益成分，同时有效减少杂质和不良成分的溶出。

这不仅稳定和提升了产品的健康内涵，更大幅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能耗与物耗，实现了品质与效能的统一。

这就是科技赋能健康！

劲牌实验室

劲牌通过一个产业，盘活了一方经济，守护了一片生态，富裕了一方百姓。它在神农架和林区百姓之间，构建了一种共生共荣的伙伴关系。

这就是用担当让社会更美好！

一家现代企业的长远生命力，往往要看它能否与脚下的土地、身处的时代建立起一种“友好”且“循环”的关系。

劲牌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案例，更是一份关于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与社会价值和谐统一的生动答卷。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再回顾下历史，从福琼偷走的茶叶，到威尔逊带走的猕猴桃，再到引发持久博弈的大豆，一部近代物种交流史，背后往往是一部残酷的生物资源争夺史。

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成千上万株植物，而是在全球农业和生物科技竞争中的先发优势与话语权。

从被动失去到主动守护，从资源流失到价值重生，中国正在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劲牌的实践答案说明：

最高级别的保护，不是封存与隔绝，而是通过科技与产业的力量，让沉睡的生态资源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他们将酿造基地建在神农架和幕阜山脉，不仅仅是看中了那里的水，更是将现代化的产业血脉，注入了这片古老的土地。

这生动地诠释了什么是“绿色生产力”。

它既是保护性的发展，也是发展中的保护。

今天，在“十五五”产业转移的浪潮下，无数个像劲牌这样的故事正在中国大地上上演。

我们不仅要筑起生物遗传资源的“防火墙”，更要点燃绿色发展的“新引擎”。

这条路，注定不易。

但只有将发展的根，深深扎进我们自己守护的土壤，才能在未来可能的风浪中，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