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清华古文字专家黄德宽，早在 2013 年全国两会上，就提交了一份关于公共外语教育改革的重磅提案。

黄德宽这个名字，很多人可能是最近才听说的，但如果你了解他的来头，就知道这个人说这话分量有多重。

他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国家“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首席专家。说白了，这位老先生一辈子干的事情，就是跟甲骨文、金文、战国竹简打交道，研究的是汉字最古老的脉络。

一个跟三千年前文字打交道的人，突然站出来对英语教育开炮，这种反差本身就够让人好奇的了。

但黄德宽不是随便发感慨，2013年3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第1182号提案，案由写得很直白，叫《关于纠正我国公共外语教育单一化倾向的提案》。

注意，他说的不是“要不要学英语”这种老生常谈，而是一个更尖锐的判断。公共外语教育在现实中已经等同于英语教育，绝大多数高校的公共外语教学部，其实就是英语教学部。从学前教育一路延伸到升学考试、职称晋升、求职就业，英语几乎渗透到了社会评价的每一个环节。

黄德宽在提案里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把外国语言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他觉得这件事已经不只是教育方法的问题了，往大了说，这关系到国家的文化安全。

语言的传播从来不只是工具的传递，背后连着的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输出。以英语为主的公共外语教育，让英语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从少年儿童阶段就开始在我国各类人群中广泛传播，日积月累，潜移默化，影响已经从潜在变成了显性。

他担心的另一件事，是其他语种人才的断档，所有人都挤在英语这一条路上，日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这些联合国确定的工作语言，后备人才的培养就没了根基。高校里非英语的外语专业，几乎所有的教学都得从零开始。一个世界性大国，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显然不只是英语国家，这种单一化的格局长期维持下去，代价不小。

这份提案提交后，审查意见是建议国务院交由教育部办理，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份提案之前，教育部门其实已经在关注外语考试的问题了。

2013年初，教育部下发的1号文件《教育部关于2013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里，就正式提出了“研究提出高考英语科目一年多次考试实施办法”。

到了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进一步明确，要“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这些政策信号释放得非常密集，2013年12月7日，教育部网站披露了已经制定完成的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的部分细节，外语不再在统一高考时举行，实行社会化一年多考，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间和次数。方案给出的时间表是，2014年有条件的省份试点实施，2017年总结经验推广，到2020年基本形成新的考试招生制度。

黄德宽在提案里给出的两条具体建议，跟后来的政策走向高度吻合。一条是要明确规定外语在学生升学考试中的合理分值，不能把外语跟母语同等对待。另一条是要明确中国到底哪几种外语可以作为公共外语，由公众自己选择，绝对不能用英语替代所有外语。

回头看，2013年那场围绕英语教育的讨论其实不是黄德宽一个人发起的。同一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树华也提了一个火药味十足的判断，说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深受其害，荒废正常学业，使整个中国的教育质量遭到毁灭性打击。

张树华还列举了一组数据，2007年中国已有近3亿英语消费人口，超过5万家英语培训机构，英语培训市场每年产值接近40亿美元，还在以12%的速度增长。

两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指向的问题是同一个。英语在教育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已经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门外语应有的位置。

这场讨论后来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2017年，中央在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时明确提出，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再作统一要求。这意味着，过去那种不管岗位用不用得上、所有人都必须通过职称英语考试的局面被打破了。

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也给出了更清晰的课时比例，语文占九年总课时的20%到22%，数学13%到15%，外语只有6%到8%。从课时占比来看，英语在校内的时间其实并没有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多。

但课表上的数字跟实际感受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落差，很多家长和学生依然觉得英语特别重，原因在于决定一门学科压力的从来不只是每周上几节课，更取决于它在考试和升学评价体系中掌握多少话语权。

黄德宽当年的提案，核心诉求其实很朴素，不是要否定英语，而是希望别把一门外语放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上。一个研究了一辈子汉字的人，站出来说母语和外语的位置摆错了，这件事本身就值得认真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