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招厉害，中国可能会优先购买更便宜的非伊朗石油

当地时间9月6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谈到伊朗石油问题。他声称，目前中国尚未买走的伊朗原油大约还有3000万桶，这部分库存很快可能消耗殆尽。按照他的判断，一旦伊朗无法继续向外输送原油，中国自然也就没有多少伊朗石油可以采购了。需要说明的是，这3000万桶指的是存放在亚洲水域浮仓中的伊朗原油，约为平时水平的一半。
过去几年，伊朗一直是中国原油市场的重要供应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资料显示，2024年中国进口原油约1110万桶/日，其中来自伊朗的比例约为11%；同一份资料还指出，进入中国的伊朗原油大约九成由独立炼厂采购。这些独立炼厂通常被称为“地炼”，约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的五分之一。它们采购原油时，对价格尤其敏感。伊朗原油之所以能够长期进入中国市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价格具有吸引力。根据Kpler数据，2025年中国从伊朗的日均采购量约为140万桶/日，占中国原油进口量约12%，而伊朗原油通常带有明显折价。
7月份，路透社曾报道，中国独立炼厂已经开始寻找伊朗之外的替代供应。一些伊朗原油在海上滞留，而来自伊拉克等地的部分原油由于报价更有竞争力，对买家形成了吸引力。这件事说明一个很简单的市场规律：炼厂需要的是能够按合适价格稳定到货的原油，而不是固定购买某一个国家的原油。中国原油进口来源本来就比较多元。俄罗斯、沙特、伊拉克、阿联酋、巴西、安哥拉等都是重要供应方。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2024年俄罗斯占中国原油进口约20%，沙特约14%，伊朗约11%，伊拉克约10%。所以，即使伊朗供应明显减少，也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其他选择。
9月10日的市场信息已经给出了更加直接的信号。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独立炼厂近期正在加紧采购西非、加拿大和哥伦比亚原油，新增采购量已经超过2000万桶。刚果、安哥拉等产地的原油成交明显增加，一些中国贸易商还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石油会议期间积极寻找替代货源。近10家中国独立炼厂派出规模更大的贸易团队参加APPEC会议，一名资深交易员形容其“更少休闲、更专注工作，因为他们缺油”。这其实就是贝森特所说局面的另一面。美国方面希望通过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减少中国能够获得的伊朗原油；中国采购方则会根据价格、品质、运费和供应稳定程度重新计算成本。如果另一种原油虽然不是伊朗产地，但综合到岸成本更低、运输更加顺畅，那么采购方向发生转移就是很自然的商业行为。
这也是当前市场正在出现的现象。路透社9月10日报道称，随着中国独立炼厂寻找替代供应，部分现货原油升水已经升至数月高位。刚果Djeno重质低硫原油11月船期升水达到每桶22美元左右，高于6月时的贴水水平；加拿大Trans Mountain管道出口的重质原油至少四船Aframax规模货物成交，其中一笔10至11月船期价格较ICE布伦特升水3.70美元。从这个角度看，“3000万桶”并不能简单理解成中国石油供应即将出现缺口。它更像是一个市场信号：伊朗能够提供给中国的低价原油空间正在缩小，采购方需要重新寻找性价比更高的替代品。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中国不是单纯根据“产地”决定采购，而是要考虑炼厂设备适配。不同原油的硫含量、密度、馏分结构并不相同，一家长期加工特定油种的炼厂，如果突然换成完全不同的原油，需要重新调整配比和加工方案。因此，替代供应并不是简单地把伊朗石油换成另一船石油。也正因为如此，市场不会只寻找一个新的供应国，而更可能形成多来源采购。伊拉克、非洲、美洲以及其他中东产油国，都可能成为补充来源。不同地区的原油通过价格竞争争夺中国买家，炼厂则根据自身装置条件和实际到岸成本作出选择。
从目前的情况看，贝森特所描述的压力确实正在影响伊朗石油的出口，但中国市场也正在用更加灵活的采购方式回应供应变化。7月以来出现的替代采购，以及9月最新增加的西非、加拿大和哥伦比亚货源，都说明市场已经开始进行调整。所以，这场石油博弈的看点并不只是“伊朗还有多少油”。更重要的是，当低价伊朗原油供应受到限制以后，谁能够提供价格合理、品质适配、运输可靠的替代资源，谁就更有机会获得中国买家的订单。贝森特原本是想强调美国封锁措施对伊朗出口的影响，可从石油市场的实际运行来看，事情还有另一层含义：伊朗供应减少，会迫使中国采购方重新比较全球不同产地的原油价格。只要非伊朗石油在综合成本上更有优势，中国自然可能优先采购这些更便宜、更容易运抵的货源。这并不是谁替代谁那么简单，而是一场由价格、运输和供应稳定性共同决定的市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