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张子强绑架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拿到了10亿的赎金，接着张子强的手下提出要绑架霍英东，但张子强直接怒骂“绑架谁也不能绑架霍英东，更不能绑架他的家人”。 张子强出生于1955年的广西玉林，家庭贫困导致他早年随父母移居香港。童年时期，他就卷入街头犯罪，12岁因偷窃入狱，16岁参与抢劫被判刑。出狱后，他组建犯罪团伙，专注于高风险行动。1990年和1991年，他两次抢劫启德机场运钞车，抢得巨额现金，却因证据不足逃脱法网。这些事件让他在黑社会中积累名声，成为胆大妄为的罪犯。他挥霍成性，沉迷赌博和奢侈消费，却通过暴力手段维持团伙忠诚。警方多次调查，但张子强总能利用情报网络避开抓捕。他的犯罪路径从街头小偷逐步升级到有组织抢劫，反映出香港90年代社会治安的漏洞。 霍英东于192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贫穷渔民家庭，早年丧父后靠摆渡维持生计。青少年时，他就读皇后学院，但战争中断学业。战后，他从收购废旧钢材起步，通过倒卖赚取资金。1950年代，他进入地产行业，购买土地开发住宅和商业项目。他的事业扩展到酒店和航运，创建多家公司。霍英东注重社会责任，捐资兴建学校和体育设施，推动香港社区发展。他还投资内地项目，如修建酒店和基础设施，支持经济发展。他的商业成就源于敏锐的市场洞察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在香港商界树立影响力。 1996年5月，张子强团伙锁定李泽钜作为目标。李泽钜当时在家族企业任职，日常出行规律。张子强亲自策划行动，利用情报掌握李泽钜的行踪。绑架发生后，张子强直接联系李嘉诚，提出高额赎金要求。李嘉诚通过银行渠道筹集现金，避免报警以确保儿子安全。赎金最终确定为10亿3800万港元，分批交付。张子强在交易中保持警惕，确保资金到位后释放人质。这起绑架案震惊香港社会，暴露富豪阶层的安全隐患。警方事后调查，但张子强已转移资金，继续低调活动。他的团伙从中获利巨大，却也加剧内部对新目标的讨论。 赎金到手后，张子强的手下开始谋划下一目标。其中一人建议绑架霍英东，理由是霍家财富丰厚。张子强听到后立即发火，明确禁止任何针对霍英东或其家人的行动。他强调霍英东的特殊地位，在黑白两道都受尊重。张子强虽是罪犯，但对某些人物保有界限。这拒绝源于霍英东的背景，包括其商业贡献和社会影响力。张子强在香港长大，了解霍英东的事迹，如支援国家发展和社区捐助。手下虽困惑，但服从命令，转而寻找其他对象。这事件显示张子强犯罪中存在的选择性原则，尽管他整体行为充满暴力。 霍英东的生涯充满转折，从贫困起步到成为地产巨头。他早年通过航运业务积累财富，创建霍兴业堂置业有限公司。1960年代，他投资澳门娱乐业，与他人合作开发项目。他的爱国行动包括在封锁时期运送物资，支持国家需求。改革开放后，他率先在内地说投资，兴建中英街一号酒店等设施。这些举措提升了他的声誉，在香港和内地都获认可。张子强拒绝绑架，可能考虑到霍英东的广泛人脉和潜在风险。霍英东还担任多个公职，推动体育发展，如捐资兴建体育馆。他的生活方式低调，却对社会产生持久影响。 张子强犯罪生涯中，绑架案并非孤立。1990年抢劫后，他开始转向绑架富豪，视之为高效获利方式。李泽钜案前，他已积累经验，确保行动隐秘。赎金使用现金形式，便于洗钱和挥霍。张子强部分资金用于购买房产和赌博，导致快速消耗。手下建议绑霍英东时，他反应强烈，显示出对霍英东的另眼相看。霍英东的家族企业涉及多领域，包括地产和慈善。他的子女也参与生意，保持家族影响力。张子强团伙内部虽有分歧，但领袖权威确保统一。这起未遂提议成为张子强生平中的奇特插曲。 1997年，张子强团伙再次行动，绑架郭炳湘。郭炳湘在新鸿基地产任职，绑架过程类似李泽钜案。张子强索要高额赎金，最终获得6亿港元。郭家支付后，人质获释，但郭炳湘健康受损。张子强从中分得大笔资金，继续扩张计划。他瞄准澳门富豪何鸿燊，但行动未实施。警方通过情报网络追踪张子强，1998年在广东江门将其逮捕。搜查中发现武器和赃款，他被控多项罪名。庭审过程严格，证据包括证人证词和财务记录。张子强拒不认罪，却无法推翻事实。 霍英东晚年继续活跃商界，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推动香港回归相关事务，贡献显著。2006年，他因病逝世，享年83岁。遗留下庞大产业和慈善基金会。他的事迹被多家媒体报道，强调其从草根到巨富的历程。张子强案中对他的“保护”，成为历史谜团。分析显示，这可能源于黑道对爱国人士的默契。张子强执行死刑后，其团伙瓦解，多名成员被捕。香港警方加强安保措施，针对富豪绑架案设立专案组。这事件影响社会对犯罪的认知，推动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