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分析了朱熹“上下贯通”的哲学体系与其“合和融通”的课程哲学。
但是，在其学术生涯中，薛瑄自觉不自觉地在发展、转变着朱熹哲学。
这说明了朱子的伦理学观点如多数的宋明儒者一样，属于“严格主义”，而非“禁欲主义”。
陈淳是朱熹晚年的高徒，是与黄干并称的朱熹的最主要弟子之一，南宋末年重要的理学家。
甚至短短的一篇《大学》，经过朱熹整理，竟然也能看出经传之别来。
从朱熹对“曾点气象”的矛盾心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大儒那深沉的价值关怀和飞扬的浪漫主义气质。
在朱熹思想的研究中，过度渲染的德性论遮蔽了朱熹经济伦理思想真实面目的呈现。
他的思想作为韩国早期朱子学的一个形态，有其值得重视的意义。
作为集理学之大成的代表人物，朱熹建立了一套精密繁复的理学体系。
不仅如此，朱熹更将这套德礼政刑论述，具体落实在他治理地方的施政措置之中。
朱子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其易学思想的演变过程是分不开的。
实际上，朱熹书扇的“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香”，恰是禅语。
朱熹建立起了“朱子学”，李退溪把“朱子学”继承与发展而使具有了浓厚的韩国特色。
朱熹的批评方式在于将诗人之志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从诗歌中体现志向对诗人做出评论。
中国最伟大的论文莫不是散文式的，包括朱熹、王阳明。
朱熹是大教育家，其教育成就的取得体现在诸多方面。
陈淳致力于朱子学的传播，但其学术与朱熹也略有不同。
朱熹提倡史学乃是其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的应有之义。
尤其是朱熹理学创建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所有这些，也就构成了重新进入朱子世界的基本前提。
宋明哲学家张载、程颢、朱熹等都受之影响，尤其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
其中，在巴黎书展中，隶书《朱子家训》四条平被巴黎汉学院收藏。
在朱子的性理学中，理是气之所以然，只存有而不活动。
朱熹对儒家教育传统起着集大成作用。
试图将朱熹理学中外在化的视角重新收归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