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人民币变成储备货币给中国提供了一条道路使中国可以走出已经物尽其用的重商主义增长模式。
就像两位作者解释的那样，这是个“单边自由贸易与和平贸易不可能存在的重商主义世界”。
虽然他的部分分析可能对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来说显得重商主义色彩太浓，但他的主要论点非常具有说服力。
首先，只有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这才有意义，但这样的话，中国的重商主义战略就会失灵。
舒默说，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仍在损害美国各行各业的健康；
允许人民币在出口滑坡的情况下出现幅度较大的升值，有悖于中国的重商主义传统。
而如果重商主义的中国用这些不公正的贸易惯例对我们的生产基地发动战争，美国经济将成为大输家。
印度不是增加全球不平衡的重商主义者，它的进口量大于出口量，创造了十分重要的全球需求。
十八世纪末，重商主义的观点开始让位于自由贸易的观点。
在顺境中，欧洲能够忍受不断增长的贸易不平衡，对中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也也能忍耐。
在很多方面，中国也以商业方式行事，这种商业方式给人的印象是很少关心他人。
希基把中国汇率政策视为在美国抢占市场份额的“重商主义计划”的组成部分。
与另一个结构上倾向重商主义的强国（德国）一样，日本必须创造国内需求。
这更像是商人对文化的态度，但这仅仅是在走其他国家已经铺好的路。
中国一味追逐重商主义目标，造成了国内的通胀和经济过热。
为什么呢？重商主义思想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尤其是在中国。中国可能把坐拥巨额外汇储备视为一种安全保障。
与此相反，测试中伴随商业动机的变量通常失去了统计学意义。
在通过重商主义政策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后，中国力求维持其价值。
中国根本上的通过出口带动增长的方式基本上不理会这样的说法。
不同于线下领域的重商主义国家，两家公司都发布政策保护这一资产——用户。
相反，它实施的是一套重商主义政策，人为地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
排华人士认为，中国的重商主义扩张，与过去作为欧非关系特征的剥削模式如出一辙。
现代重商主义政治家不再觊觎黄金和白银，而是谈论促进就业的问题。
另外，印度的国内需求远比中国旺盛，也没有重商主义者给全球经济增加不平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