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中国，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战略围困之中。这一年，《红旗》杂志一连发表九篇批判苏共"修正主义"的重磅文章，中苏论战进入白热化。与此同时，美国在越南的战争行动不断升级，美军轰炸机频繁越界，对中国南方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彼时，我国刚刚从大饥荒的阴影中艰难走出，国民经济尚在恢复之中。更为严峻的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进入最后的试爆准备阶段，却面临着美苏双重核威胁的阴云。美国一度计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苏联也在暗中策划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整个国家处于巨大的战略压力之下，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凶险的时刻之一。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党内在如何应对美苏威胁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分歧。根据时任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1964年8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反修"下一步工作时，有个别同志提出："当前困难太大，是否在与苏关系上采取更灵活策略？"

这种声音虽然微弱，但代表了一种真实存在的心理状态。当时，我国的大量工业项目都位于东北和沿海，一些工业部门的干部见重点项目因美苏威胁而被迫往内陆搬迁，工作陷入停滞，内心焦虑难安；外交系统也有人评估认为，中苏彻底决裂将使中国在国际上空前孤立。

这些主张的出发点并非背叛理想，而是出于对具体困难的极度担忧，以及对国家命运的真诚关切。然而，在毛主席看来，这种心态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危险的陷阱——它将国际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暂时困难，错误地上升为自我怀疑，进而可能动摇根本战略。

这种心态让毛主席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他关注了大半生的历史人物——贾谊。

这位西汉时期的青年政治家，21岁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一年内超迁至太中大夫，以其卓绝的政论才华震撼朝野。他提出的《治安策》《过秦论》等著作，被毛主席多次称赞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人物，却在32岁的盛年抑郁而终。直接的导火索是他在担任梁怀王太傅期间，梁王意外坠马而死。这本是一起谁也无法预料的意外事件，文帝并未因此责怪贾谊，但贾谊却陷入深深的自责，认为自己"为傅无状"，未尽到保护之责，最终让负面情绪吞噬了生命。

毛主席对贾谊的才华推崇备至。1915年，毛主席与罗章龙初识时写下了著名的"年少峥嵘屈贾才"，将贾谊与屈原并列赞扬。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专门向干部推荐了《治安策》，称其"文采飞扬、说理透彻"。然而，毛主席对贾谊这种因偶然挫折而哀伤至死的脆弱性，却始终抱有深刻的批判。

1964年，面对部分干部因美苏压力而产生的动摇情绪，毛主席没有直接进行批评，而是写下了《七绝·贾谊》："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这28个字的构思极为精巧，每一句都针对着当时党内的具体心态。

首句"才调世无伦"先予肯定，承认那些提出妥协主张的干部有才华、有能力，确非庸碌之辈。

次句"哭泣情怀"则笔锋一转，批判其精神状态——遇到困难不是想办法克服，而是像贾谊那样"哭哭啼啼、动摇哀鸣"，这不符合革命者应有的品格。

第三句"梁王堕马寻常事"是整首诗的核心一击，它把美苏的军事施压、经济封锁、外交孤立，统统界定为国际斗争中的“寻常事”，不应过度反应。

末句"何用哀伤付一生"则是最后的定音，警告那些动摇者：如果因为眼前的暂时困难就怀疑路线、动摇信念，甚至准备妥协，那就等于用个人的"哀伤"情绪绑架了"一生事业"，在政治上何其短视？

这首诗产生的心理效果是多层次的。

首先，它有效降低了焦虑感。既然毛主席说是"寻常事"，那么必然是可控的，不必陷入恐慌性妥协。

其次，它划定了思想底线。既然毛主席说"何用付一生"，说明"反修防修"这个战略大方向不容讨论，只能坚守。

最后，它为那些一度动摇的干部提供了自我修正的台阶。他们不必在会议上公开承认错误，只需在读懂诗的精神后，在实际行动中调整立场即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思想工作，比任何激烈批判都更为有效。

后续的历史进程印证了这首诗的思想引领作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毛主席在接见科研人员时强调："没有苏联，我们照样干。"这正是"梁王堕马寻常事"的现实演绎——失去了苏联援助这个"梁王"，中国也没有"哀伤付一生"，反而激发了自主创新的决心。

1965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将"反修防修"定为长期战略。同年五月，毛主席重上井冈山，发表"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诗句，进一步强化了"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这一系列政治动作背后，都有《七绝·贾谊》所奠定的思想基础。

一首诗之所以能"鼎定乾坤"，关键在于它浓缩了毛主席思想的精髓——辩证唯物主义。它将巨大的外部压力"寻常化"，将个人的得失情绪"次要化"，将历史使命"首要化"。这不仅是心理安慰，更是哲学降维。用高维度的历史哲学俯视低维度的个人困境，后者自然显得微不足道。

这是毛主席战略定力的一贯体现，从《论持久战》把日本侵华这个大危机分解为三个阶段，到《别了，司徒雷登》把美国封锁威胁写成"纸老虎"，再到《七绝·贾谊》把美苏的压力诗化为"寻常事"，其本质都是运用辩证法抓住主要矛盾，稳住战略格局。

从更深层看，这首诗还揭示了知识分子与革命者在抗压机制上的根本差异。贾谊式的天才，其才华与心理韧性呈反比关系——才华越出众，精神越脆弱，一遇挫折便自我内耗。革命者则必须意志坚定，不因压力而妥协，反而能在危机中淬炼成长。毛主席本人就是革命者的典范，他一生遭遇的挫折远超贾谊，却从未陷入"哀伤付一生"的泥潭。

这首诗提醒我们：真正的战略定力，不是无视困难，而是能一眼认出哪些是历史进程中的"寻常事"，然后轻轻放下，继续走自己的路。这需要眼光，更需要格局。而格局，正是天才与伟人最大的分界线。

今天，当我们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温这段历史与这首诗，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穿透纸背的战略自信。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无论暂时困难多么严峻，只要我们能分清"梁王堕马"式的寻常事，坚守"一生事业"的大方向，不陷入无谓的哀伤与自责，就一定能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抵达民族复兴的彼岸。这，或许就是毛主席在1964年那个凶险时刻，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