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这位研究古文字的权威学者，早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就提交了一份关于公共外语教育改革的提案。

他说的不是要不要学英语，而是一个更扎心的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主权国家，把一门外语抬到比母语还高的位置。

这份提案的正式名称叫《关于纠正我国公共外语教育单一化倾向的提案》。

很多人后来把它理解成“专家建议降低英语地位”，其实黄德宽当时说得很清楚：英语有国际通用价值，多数人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完全可以理解。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公共外语长期几乎等同于公共英语，最后从学校一路延伸到升学、就业、职称和各种资格评价。

他的担忧大致有这么几层。

首先，所有人都挤在英语一条赛道上，日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其他语种的人才培养就容易缺乏基础。一个世界性大国，需要打交道的显然不只是英语国家。

一个专业能力很强的人，如果从事的工作几乎用不到英语，却因为英语成绩不够好影响升学、晋升甚至职业发展，这种评价方式到底是在选人才，还是在选英语成绩好的人？

这两件事并不是一回事。

再往下看，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学了十几年英语，到底是为了使用，还是为了考试？

如果大量时间花在背单词、记语法、刷选择题上，最后真正碰到外国人却张不开嘴，那么问题不是英语不该学，而是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可能跑偏了。

说得调侃一点，如果一个人修发动机的技术全国一流，却非得先证明自己会拉小提琴才能评职称，那不是说小提琴没价值，而是得先问一句：这个岗位真的需要吗？

当然，这件事也不能反过来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学英语就是“崇洋”，那同样站不住脚。

教育部后来在回应相关建议时给过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外语教学约544课时，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小学、初中外语教学平均约900课时，韩国约680课时。

也就是说，单纯比较课堂时间，中国外语教育并不能说是世界最高。

真正值得讨论的其实是“评价权重”。

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规定，语文占九年总课时的20%到22%，数学13%到15%，外语只有6%到8%。

所以今天如果简单说“英语课时已经超过母语”，显然并不符合现实。

可为什么很多家长和学生依然觉得英语特别重？

原因就在这里：一门学科给人的压力，从来不只是由每周上几节课决定的，更取决于它在考试、升学和人才评价体系中到底掌握多少“通行证”。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英语除了进入中高考、研究生考试，还曾与职称评定等环节深度绑定。

对于需要查阅国际文献、参加国际会议、进行跨境贸易、外交谈判和科研合作的人来说，外语当然是硬本事，甚至一门都不够。

但如果岗位根本用不上，却让所有人参加完全相同的外语能力筛选，就容易出现教育资源错配。

而这些年，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已经出现。

2017年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时，中央明确提出，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不再作统一要求。

确实需要评价外语能力的，可以由用人单位或者评审机构根据岗位实际自主确定。

这实际上就是从过去的“一刀切”，转向“岗位需要什么，就评价什么”。

公共外语本身也在往多元化方向走。

现在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标准除了英语，还有日语、俄语；高中阶段外语课程涉及的语种更多。

英语仍然是绝大多数学生的第一选择，但从制度设计来说，“外语等于英语”已经不是唯一答案。

所以我认为，黄德宽当年那份提案最值得重新看的地方，根本不是简单讨论“英语该不该降分”，更不是号召大家以后不学英语。

它真正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到底应该培养能力，还是制造统一门槛？

我的观点很明确，最理想的状态不是削弱外语，而是让母语更强、外语更实用、评价更精准。

一个中国学生，首先应该能够把中文说清楚、写明白，能够阅读经典、理解历史、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

与此同时，有条件、有需求的人，也应该把英语乃至其他外语真正学到能交流、能工作、能做研究的水平。

前者决定文化根基，后者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两者根本没必要互相拆台。

更何况，今天中国参与全球科研、贸易、外交和产业链合作的深度，比2013年只高不低。

我们不是不需要外语人才，恰恰相反，中国需要更多真正能够用外语解决问题的人，需要英语人才，也需要阿拉伯语、西班牙语、俄语、法语、日语以及更多语种的人才。

真正应该减少的，不是外语学习，而是那种“人人必须跨过同一道英语门槛”的机械评价。

十三年后再看黄德宽的这份提案，会发现它真正刺中的并不是英语，而是教育里那种“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的惯性。

母语不能丢，外语不能废，考试更不能代替能力本身。

把三者的位置摆正，恐怕比争论“英语到底该不该退出主科”，更值得我们认真想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