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各野战军的六纵皆是王牌主力，他们的司令员分别都是什么军衔？
1955年，北京，授衔名单公布后，许多老部队开始对照番号寻找熟悉的名字。解放战争时期，各大野战军中都有“六纵”这一番号，后来担任司令员的人，几乎都在战火中留下了鲜明印记。军衔不同，却有一个共同背景：他们曾经指挥过野战军最能打、也最经得起硬仗考验的部队。
“纵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番号。抗战胜利后，人民解放军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逐步把分散的地方武装整编为纵队，下辖若干师或旅，既能独立作战，也能接受野战军统一调度。番号主要服务于指挥和编制，并不存在所谓“六”字必然特殊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解放战争中第五纵队番号并非普遍存在，具体原因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避讳或迷信。相比之下，六纵在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几个主要战场都曾出现，且多次担负攻坚、阻击和突击任务，久而久之，“六纵能打”便成了部队内部一种形象说法。
西北战场的六纵，司令员是罗元发。他从抗日战争时期一路打到解放战争后期，参加过平型关战斗、阜平地区作战、雁北游击战，也经历了延安保卫战和兰州攻坚战。西北战场地形复杂，兵力和物资条件都不宽裕，部队既要能打阵地战，也要适应山地机动作战。
罗元发的特点，不在于只会带部队猛冲，而是能够根据战场条件调整打法。延安保卫战时期，西北野战军面对敌军优势兵力，更多采取运动防御和机动作战；到了兰州攻坚战，又必须转入城市外围与坚固据点争夺。六纵在不同任务中的转换，反映出指挥员的成熟。

中原野战军六纵的司令员王近山，则是另一种类型的战将。中原战场变化极快，部队经常在运动中寻找战机，今天突击，明天转移，既要承受连续作战，又要保持建制完整。王近山以敢打硬仗著称，但真正支撑六纵战斗力的，是一套能够迅速落实命令的指挥体系。
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等干部，后来都成为军队中的重要将领。他们在王近山麾下担任过不同层级的指挥职务，形成了较强的战斗骨干群体。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重视集中兵力打击敌军弱点，六纵往往承担关键方向上的突击任务。
华东战场的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常被称作“王老虎”。这个称呼带有战场语言的色彩，具体流传出处各有说法，但他的作战风格确实以果断强硬闻名。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六纵参加了这一关键战斗。
孟良崮不是简单的正面冲锋。山区道路狭窄，部队必须迅速穿插、分割包围，同时顶住外围援军压力。王必成指挥部队完成突击和阻击任务，体现的并非个人勇猛，而是纵队在复杂战场上执行统一部署的能力。淮海战役期间，六纵又参加了大规模歼灭战，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
东北野战军六纵司令员洪学智，经历则更能说明“会打仗”与“会组织战争”并不是一回事。东北战场从四平防御、运动作战，到1948年辽沈战役，战斗规模不断扩大。六纵参加过东北地区的重要作战，在解放锦州、沈阳等战略行动中发挥了作用。

洪学智的长处，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战争开始后，他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方面的重要领导职务，负责组织运输、物资供应和战场保障。朝鲜战场交通困难、敌机封锁严重，后勤并非“战斗之外的工作”，而是直接关系部队能否持续作战。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军衔评定并不是只看某一场战役，而是综合考察革命资历、任职经历、指挥能力和建军贡献。西北六纵的罗元发、中原六纵的王近山、华东六纵的王必成，均被授予中将军衔；东北六纵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
军衔把战争年代相对灵活的职务体系，纳入了新中国正规化的军事制度。值得一提的是，洪学智在1988年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后，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两次上将经历，成为他从解放战争指挥员走向现代军队高级领导人的特殊标记。
因此，几个“六纵”不能只看成相同番号的简单重复。罗元发代表西北战场的坚韧与适应，王近山体现中原作战中的突击指挥，王必成留下华东攻坚作战的鲜明风格，洪学智则把野战指挥延伸到了现代后勤体系。1955年的授衔名单，正是这些战争经历被纳入国家军队制度的一次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