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石被捕前，把保姆林阿香叫到书房，拿出2根“小黄鱼”，对她说：“阿香，天一亮就走，拿着这些，下半辈子不用发愁了！” 阿香看着那两根金条在灯下泛着暗沉沉的光，没伸手接。她在吴家干了快三十年，从福州到南京，从重庆又到台北，老爷给的东西从来不会收回，但这一次，她觉得不对劲。 “老爷，外头那些穿灰衣裳的人，这几天一直在巷口转。”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声音压得很低，“我走了，您和太太咋办？” 吴石摆了摆手，没接这话茬。案头堆着些烧了一半的纸，灰烬飘起来落在他肩膀上，阿香想伸手去掸，又缩回来了。书房里静得能听见隔壁太太收拾箱笼的响动，轻轻悄悄的，像是怕惊动谁。 “拿着吧。”吴石把金条往前推了推，纸烟夹在指间，烟灰积了老长一截也没弹，“你跟着我们这些年，没享过福。这回……算是东家的一点心意。” 阿香盯着那两根金条看了半天，忽然想起1949年刚来台北那会儿，老爷有回喝多了酒，靠在藤椅上念叨：“阿香啊，往后要是有一天我说让你走，你别问为什么，走就是了。”当时她没往心里去，以为老爷说的是回福州老家的事。 这会她才咂摸出那话里的味儿。 “老爷，这金子我不能拿。”阿香往后退了一步，声音还是低低的，但比刚才稳当多了，“我要是拿了，万一被人逮着问这金子哪来的，我说不清。我说不清不打紧，怕的是连累您。” 吴石愣了一下，烟头烫了手指才回过神来。他看着眼前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女人，想起她十六岁进吴家门时的样子，瘦瘦小小的，站在廊下不敢抬头。几十年过去，她学会识字记账，学会应付各色人等，学会了在这个乱哄哄的世道里，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不惹眼，不出声。 “你……”吴石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阿香转身出了书房，不一会儿又回来，手里攥着个蓝布包袱皮。她把包袱皮抖开，里头是两件换洗的旧衣裳，一本翻烂了的识字课本，还有一把用了二十多年的木梳。 “我就带这些。”她把包袱皮系好，抬头看着吴石，“老爷，我这就走。您保重。” 吴石站起身，想说什么，阿香已经推开了书房的门。门外的穿堂风灌进来，吹得案上的纸灰打了几个旋。她没回头，脚步轻轻的，穿过客厅，穿过天井，推开后门，消失在巷子的黑暗里。 台北三月的夜，雨丝细细密密地落着。阿香把包袱顶在头上，贴着墙根走。巷口的灰衣裳们还在，蹲在骑楼下抽烟，火星子一明一灭。她放慢步子，弓着腰，像个起夜倒马桶的老妈子，从那几个人身边蹭过去。抽烟的抬头瞟了一眼，又低下去了。 阿香在台北桥下的番薯市躲了三天。那地方鱼龙混杂，卖菜的、拉车的、打零工的挤在一处，谁也不问谁的来路。她帮人剥花生壳，一天挣两顿饭，晚上就蜷在摊子底下睡觉。剥花生的时候她老走神，想着老爷太太这会不知道怎么样了，想着那几个穿灰衣裳的有没有闯进门去。 第四天早上，番薯市传开了：参谋次长吴石被抓了，说是共产党的探子。 阿香手里的花生壳撒了一地。她低着头捡，眼泪滴在手背上，烫了一下，又凉了。 又过了十来天，她打听到有渔船要偷渡回厦门。船老大要三根金条，她翻遍包袱，只有吴石早年给她开过的一张工钱单子，上头有他的手书。阿香把那张单子撕下半截递给船老大：“过海到了地头，自有人认字，剩下的工钱我慢慢还你。” 船老大看了她半天，接了那半张纸。 船起锚那夜，海峡黑漆漆的看不见边。阿香蹲在船舱角落里，听着浪头拍打船板的声音，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蓝布包袱。识字课本的边角硌着肋骨，生疼。她想起老爷教她认的第一个字——“人”。老爷说，人字好写，一撇一捺，站着不倒。 她这一辈子，就记着这一个字。 1950年4月，阿香在厦门鼓浪屿上了岸。她把名字改成林阿妹，回到长乐老家，从此不提台北的事。村里人问她在南洋做啥，她说替人带孩子。后来农业合作化，她掏出五块银元入社；再后来造反队查背景，她拿出父亲留下的贫农证明，人家也就没再问。 她一直住在那间蚝壳砌的老屋里，雨天漏水，就拿破瓷盆接着。邻家孩子问她为啥不盖新楼，她笑笑：“这屋子不漏风就行。” 2005年腊月二十三，她在灶前打瞌睡，手里还握着那把用了八十年的竹扇。村医来量脉的时候，她已经走了，脸上还是那副样子，平平淡淡的，像是睡着了。 邻里给她换衣裳，发现那个蓝布包袱还在，两件旧衣裳早就洗得发白，识字课本翻得边角都烂了，木梳的齿断了三根，用细麻绳捆着。没有金条，没有大洋，啥也没有。 有人说她傻，当年要是拿了那两根金条，后半辈子哪用受这些苦。 可她要是不傻，那年三月就走不出台北那条巷子。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