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在当前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中，除了传统的战术战法之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人工智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使得这场战争预示着一个崭新的，但是又充满风险的战争革命时代的到来。 首先，从这一次的战争来看，人工智能主要在情报分析、目标识别、打击规划和“杀伤链”缩短等环节发挥关键作用。以色列此前在加沙使用的“The Gospel”和“Lavender”等AI系统，用于从海量监视数据中自动生成潜在目标列表，大幅提升目标筛选速度和精度。美国军方则据报道动用Anthropic的Claude模型，在本轮行动中辅助情报处理、目标优先级排序和作战模拟，帮助在短时间内完成近900次打击，包括精准定位伊朗领导层、导弹基地和防空系统。这种AI驱动的决策支持显著压缩了从情报收集到打击执行的时间窗口，使联合行动的节奏远超传统战争，对战局造成决定性影响：一方面加速了对伊朗指挥链和核设施的破坏，削弱其反击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高效数据融合和自动化推荐，提升了美以方的精确打击效能和生存率，也加剧了伊朗的被动态势。 其次，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这场冲突在AI应用规模和深度上具有革命性特征，可与1991年海湾战争相类比，后者标志着精确制导武器、隐身技术和实时情报主导的“信息战争”时代开启，极大改变了传统机械化对抗模式。而本次冲突则代表AI真正嵌入“杀伤链”核心，从情报融合、自主目标识别到作战规划的全链路自动化，标志着从“精确制导”向“算法主导”战争的转变。过去的人工智能战争，如果还落在纸面上，这一次可谓是真正落地了。从未来的视角出发，它可能会重塑大国冲突的范式，促使各国加速AI军备竞赛。 最后，格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一场人工智能军事革命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其实几年以前，全球范围内对人工智能治理的讨论，就是从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开始的。一方面，算法黑箱和数据偏差可能导致目标误判，放大附带损伤或误击平民。这一次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出现了不少的平民伤亡，以及玫瑰宫历史遗产遭袭的情况，其中是否有人工智能决策的存在？这一点是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AI的快速决策缩短了人类干预窗口，增加失控风险，一旦系统出错或被干扰，可能引发意外升级。此外，生成式AI在信息战中的滥用制造海量深度伪造内容，放大虚假叙事、煽动情绪，扰乱国际舆论和国内稳定。 因此，在美国和伊朗的这场冲突结束之后，恐怕国际上会掀起一股对人工智能军事化应用的大讨论。一方面，最关键的还是要“人在环上”，整个决策权不能完全交给机器，人类必须要保留最后干预的权利。另一方面，国际法领域对于人工智能军事化的空白，也需要尽快的予以完善，形成更为有效的监管框架。否则它会给未来的全球战略稳定形成新的风险，尤其是人工智能一旦与核威慑相结合，将使人类社会面临重大的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