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曾提醒高市，当年中国免掉千亿赔款，是因给日本立了个死规定，这笔钱按当时日本的国力算，差不多是他们全国一年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可最后中国政府大手一挥，说不要了。 二战结束后，咱们国家受了多大的苦难。日本侵华十四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多少家庭家破人亡，多少同胞惨遭屠戮，国家的经济和文化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按照国际惯例，战败国必须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款，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更是对受害国家和人民的起码慰藉。 二战结束后，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专门成立了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的赔偿问题。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最终核定，日本总共需要支付54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这个数字，是对日本侵略罪行的量化追责，更是对所有受害国家的一个交代。 中国作为这场战争中受害最久、牺牲最烈的国家，本应获得这笔赔款中相当大的比例。当年国民党政府曾核算过，日本侵华给中国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就有312亿美元，间接损失228亿美元，合计高达540亿美元，仅这一项，就足以支撑中国获得巨额赔偿。可当时的局势，让这笔赔款的落实变得异常艰难。 更让人不齿的是，1952年，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换取美国的支持和所谓的“合法地位”，竟然擅自与日本签订所谓“和约”，单方面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他们的这一行为，完全是出卖民族大义，替全体中国人民撕碎了本该属于我们的索赔权，也给后来新中国的索赔工作埋下了巨大隐患。 时间走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被提上日程，战争赔款问题再次成为双方谈判的核心焦点。当时日本方面以国民党当局已放弃赔款为由，试图抵赖，不愿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可他们忘了，国民党当局的决定，从来不能代表新中国，更不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的意愿。 经过艰难谈判，中国政府最终决定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但这份放弃，绝非毫无底线的善意施舍，更不是软弱妥协。当时中国放弃的赔款数额，已经高达1200亿美元，这笔钱在当时的分量有多重，很多人可能没有概念。它相当于日本全年经济总量的近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日本全国上下不吃不喝，努力工作三个月，才能凑齐这笔钱。 这份《联合声明》就是双方必须遵守的铁律，里面明确约定，日本方面必须痛感当年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必须表示深刻的反省。更关键的是，日本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必须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必须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这就是中国给日本立的死规定，放弃赔款的前提，就是日本必须恪守这些约定，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深刻反省战争罪行。当时周恩来总理在谈判中特意坚持，删除了“放弃赔偿要求权”中的“权”字，这一个字的差别，意味着中国只是放弃本次赔偿要求，并没有剥夺未来民意变更后的追索空间，这份严谨，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好的负责。 很多人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硬要这笔赔款？其实当时的情况很现实，日本经过战后恢复，虽然有了一定国力，但1200亿美元的赔款，足以让日本经济再次崩溃。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当局已经提前放弃索赔，我们如果强行索要，很可能会陷入被动，甚至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 中国政府的抉择，彰显的是大国格局和长远眼光。我们放弃的是一笔账面巨款，换来的却是日本对中国主权的承认，换来的是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换来的是国家发展所需的和平环境。紧接着，日本对华启动政府开发援助，从1979年到2022年，累计提供3.65万亿日元低息贷款，利率仅0.75%到1.5%，期限长达30到40年，这些资金和技术，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反观日本，这些年来，总有一些政客无视当年的约定，否认侵略历史，甚至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高市就是其中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前首相才会站出来提醒她，别忘了当年中国免掉千亿赔款的前提，别忘了那道约束日本的死规定。 我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当年我们放弃赔款，是出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愿望，是出于理性的战略考量，可绝不是让日本政客忘恩负义、倒打一耙的。当年的1200亿美元，是中国人民的大度，是中国政府的格局，更是日本应该铭记一生的恩情和约束。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任人欺凌、任人摆布的中国。我们有足够的实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有足够的底气回应任何挑衅。当年我们给日本立的死规定，至今依然有效，只要日本政客敢越雷池一步，就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 中国免日本千亿赔款，从来不是施舍，是带着铁律的理性抉择。这道铁律，是历史的见证，是正义的彰显，更是约束日本的紧箍咒。我希望所有日本人都能记住这份恩情，记住当年的约定，更希望那些日本政客，收起自己的野心和傲慢，正视历史，尊重中国，否则，必将被历史和正义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