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3岁的女干部李玉枝嫁给了一级伤残战斗英雄，新婚之夜二人同房时，她竟然拿布条把自己和英雄绑在了一起，这是为何呢？ 新房不大，一盏灯泡吊在房顶，墙上贴着还带糨糊味的红喜字。床边多了一卷白布条。等男人身子一阵阵绷紧，牙关咬得直响，李玉枝伸手抓起布条，把自己和他一圈圈缠在一起，腰上绕几道，胳膊也勒住，两个人紧紧捆在床上。 床上的人，是在“八六海战”里从炮火堆里熬回来的麦贤得。那一仗，611艇被敌炮猛击，三部主机全部打坏，只剩一部在昏暗的机舱里硬撑。动力再断，军舰就只能在海面上等着被当靶子。他擦掉脸上的血，扶着舱壁往前挪，修好主机后，整个人趴上去，死死护着。战友回忆说，那会儿主机一倒，全艇人就悬了。 等人被抬下船时，已经昏迷不醒。 医院检查发现，一块弹片深深扎在脑子里，他躺在病床上足足九个月，才挨到手术把弹片取出。命捡回来了，后遗症紧跟着压下来：右手拿东西没力气，半边身子发木，说话含含糊糊，走路靠轮椅推，时不时全身发作性痉挛，眼神一下子空掉，连身边人也认不清。 医生说得很直接，这些毛病，很可能要跟着他过完下半辈子。 这样的男人，要成家，主要靠组织牵线。 七十年代初，两人被安排在招待所一间放着硬板床的小客房里见面。李玉枝坐在床头，背挺得很直，麦贤得挪到床尾，中间空出一大段，真能再坐下三个人。 沉默拖了大约二十分钟，还是她先开了口：“麦贤得同志，你身体恢复得怎么样？”床尾的人张张嘴，脸有点红，憋出两个字：“吃药。”她接着问：“工作忙不忙？”他想了想，只答：“种菜。”两句对话，词不多，语气也不利索。她心里忽然一酸：这个在海战里冲上前舱的人，如今说句话都这么费劲。 婚事定得很快。一九七二年六月一日，这个二十三岁的女干部和一级伤残战斗英雄，牵着手去领了证。那时候，她已经在单位当妇联干部，白天忙工作，晚上往家赶，做饭、喂药、洗衣、收拾，一件都落不下。 第十天，真正的考验来了。 那天夜里，屋里很静，麦贤得躺着，胸腔里突然闷出一声低吼，眼神迅速失焦，嘴角开始冒白沫，整个人朝墙上撞过去。那双曾经拉过缆绳的手，此刻乱挥，打在身边的人身上。李玉枝上前扶他，挨了一阵拳打脚踢。大小便控制不住，全撒在床上。 等发作慢慢过去，她低头看自己身上的淤青，眼泪一颗颗掉下来。偏偏他在病情夹缝里，重重丢下一句：“你是坏蛋，我要和你离婚。” 母亲见她袖子一卷，一片青紫，心疼得直抹眼泪，边给她擦药边劝：“闺女，别这么耗。”她却总是替丈夫说话：“阿麦心好，打人骂人是病在闹，清醒了就后悔，老抓着我道歉，跟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更重要的是，组织把这门婚事交给她，她当面应下过，要把这个战斗英雄照顾好，“说了就要算数，就算死也不离”。 新婚之夜拿布条绑在一起，就是在几次发病后想出来的土办法。 她很清楚，光靠两只手，是按不住一个全身抽搐的成年男人的。布条把两人的腰和胳膊缠在一块，他一抽动，她立刻能感到，先一步抱紧、压住，把他从危险边上拽回来。自那以后，这条布条几乎天天要用，一用就是四十年。 病不只一种。有一回，麦贤得又因急性胰腺炎被送进医院，人昏迷在病床上。 他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守在床边，几天几夜不敢合眼，喂水、擦身、翻身，连自己脚下打飘都顾不上，硬是被生生累进了手术室。 时间挪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件事连医生都琢磨：癫痫不再发作了。 到底是药物调整到位，还是这些年规律的生活和照料慢慢改了病程，谁也说不明白。只知道他不再在半夜里突然抽起身子，床上的布条也可以松一些力道，两个人的夜晚多了几分安稳。 这么多年，外人提起这段婚姻，常挂在嘴上的一个字，是“苦”。 不少人替她算账，说以她那样的条件，当年要是嫁个普通人，日子会轻快得多。她的说法一直没变：这一辈子，最有价值的一件事，就是让麦贤得过上英雄该有的家庭生活。 海上那一仗，他用鲜血换回一场胜利，也换回许多人的命；回到岸上，锅碗瓢盆、药片汤勺，变成他和世界的纽带，也变成她每天的功课。 战斗亲历者讲起他，口气很笃定，说麦贤得是战场上打出来的真英雄。 许多年过去，红喜字褪了色，布条也被汗水磨得发旧，两个人坐在窗口，影子被夕阳拉长。 路人只当那是一对普通的老夫妻，很少有人再去细想，当年正是那条布条，把一个被炮火改写命运的男人，牢牢拴回了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