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上海参议会礼堂座无虚席，审判长敲下法槌时，台下千张脸都拧着同一个问号：那个二十三年前为五卅运动学生冒死辩护的律师，怎么会站在这里为侵华战犯冈村宁次说无罪？ 那时他接的案子多半不收钱，工人断指索赔案、小贩抗捐被捕案，卷宗里夹着的感谢信能铺满半张办公桌。 没人想到，改变他人生轨迹的会是一场婚事。 1936年《良友》画报登了他和虞洽卿长女的婚礼，38岁的新郎对着41岁的新娘鞠躬时，镜头没拍到他袖口露出的金表那是婚后第二天，岳父送来的见面礼，随礼的还有块租界车牌，四个4，在当时的上海，比警车还管用。 抗战爆发后，汪伪政府请他做司法部长，江一平没去。 但重庆档案馆的老信里写着，他给杜月笙的信里没提民族气节，只说家族产业多在沦陷区，一动则倾巢。 后来财政部档案揭开更实的：他借着战时物资运输的由头，让自家船队在日伪控制的港口来去自由，舱单上写着药品，夹层里藏着棉纱和西药。 1945年虞洽卿一死，江一平的好日子跟着到头。 CC系的陈立夫递来橄榄枝，特别法律顾问团的聘书里夹着张支票。 他不知道，这其实是给冈村宁次辩护的定金。 那时蒋介石的侍从室正忙着给冈村发密电，电报里借重军事经验几个字，后来成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解密文件。 何应钦在受降仪式后拉着冈村宁次进了密室。 后来淮海战役被俘的杜聿明在回忆录里说，当年在上海愚园路别墅，冈村给他们讲剿共战术，黑板上画的地图比参谋部的还详细。 为了让这场培训名正言顺，国民政府让仁济医院开了张肺结核诊断书，说冈村需要静养，拖了两年没移交东京法庭。 1948年的审判庭上，江一平念辩护词的手在抖。 他提到冈村无直接作战命令，却绝口不提那些标着绝密的军事计划书。 听众席后排，当年五卅运动中他救下的学生攥紧了拳头，那只曾被巡捕打伤的手，此刻指甲掐进了掌心。 晚年的江一平在台北街头代写诉状，钢笔尖在纸上划拉时，总会想起1925年那个夏天。 阳光透过法庭窗户，照在学生血衣上，也照在他年轻的脸上。 而上海愚园路那栋别墅早被收归国有，墙角还留着当年军事培训班学员刻下的名字，风一吹，像谁在低声念着正义两个字。 法律这东西，从来不是靠嘴说的，得靠心守着，守不住的那天，再亮的招牌也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