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个女医生被哨兵拦住，要求出示通行证，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直接掏出一颗手榴弹“这就是我的通行证! 这事儿传开后，大家都说她“虎”，但只有前线的战士知道，这种“虎”，是救命的虎。 你说刘亚玲图啥？ 她1984年从军医大学毕业，那是正儿八经的高材生，本来分到了西安的医院，那是大城市，安稳、体面。可她偏不，听说前线打仗，她心里像长了草一样，非要去前线医院。 当时的云南边防67医院，那是离死神最近的地方。每天都有伤员像流水一样送下来，很多战士才十八九岁，就在担架上疼得打滚。刘亚玲到了那儿，心里那股劲儿更憋不住了。 她发现一个问题：从前线阵地到野战医院，路太远了。很多战士是在转运途中因为失血过多牺牲的。她就想：如果我在阵地上呢？如果我能在第一时间止血呢？是不是就能多救活几个？ 这想法一出，领导直接驳回。开玩笑，前线那是绞肉机，你一个女娃娃上去能干啥？也没个住的地方，全是男兵，不方便。 刘亚玲不管那套。申请写了七次，次次被打回。最后她急眼了，既然正规渠道走不通，那就来“野”的。她请了探亲假，说是回家看父母，其实背着包就往老山主峰跑。她一路搭车、步行，甚至混在运送给养的车队里。 这也就是为什么她会被哨兵拦住，因为她压根就是“私自出征”。 到了前线猫耳洞，那环境简直没法看。潮湿、闷热，还得时刻提防冷枪冷炮。但刘亚玲一来，战士们的心就定了。 有个事儿特别让人揪心。当时著名的战斗英雄徐良负伤，那是腿部大动脉被打断了，血滋滋地往外冒。刘亚玲接到消息，二话没说就冲了上去。 战壕里那个窄啊，根本站不直人。徐良躺在担架上，需要高举输液瓶才能保证液体流进身体。刘亚玲怎么做的？她双膝跪地，一手举着吊瓶，一手护着针头，用膝盖一步一步在满是碎石和泥泞的战壕里挪动。 这一跪，就是好几个小时。等把徐良送上救护车，战士们才发现，刘亚玲的两个膝盖早就磨得血肉模糊，裤子都和皮肉粘在一起了。但她当时愣是一声没吭。 你说这是为了立功？为了出名？那时候命都悬在裤腰带上，谁有心思算计那个。她就是单纯地想把人从鬼门关拽回来。 她在前线待了一百多天，这期间她自己也挂了彩。一颗流弹击中了她的腿，她怕被送下阵地，硬是自己偷偷包扎，忍着剧痛继续工作。直到后来伤口感染化脓，晕倒在手术台旁，大家才知道她也是个伤员。 那时候，前线的战士们都管她叫“老山女神”。这四个字，比什么勋章都重。 因为是“私自”上前线，刘亚玲回来后，先是挨了个处分。这事儿听着挺冤，但在部队纪律面前没得商量。刘亚玲也没抱怨，该写检查写检查。 可她的功绩是抹不掉的。后来上级经过核实，鉴于她在前线的英勇表现和救治的大量伤员，撤销了处分，还给她记了一等功。 这大起大落的，换个人心态早崩了，刘亚玲却像没事人一样。对她来说，那些虚名都是过眼云烟，那些被她救活的战士，那些还能喊她一声“刘医生”的年轻面孔，才是她最在意的奖章。 战争结束后，按理说刘亚玲是一等功臣，又是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主治医生，前途一片光明。只要她稳稳当当地干下去，评教授、当专家那是迟早的事。 结果，2000年前后，她又干了一件让人惊掉下巴的事。 她辞职了。放弃了在大城市大医院的优厚待遇，回到了她的老家——西安市长安区的一个农村，自掏腰包盖了个“丰京医院”。 这哪是什么医院啊，刚开始就是个大诊所。周围人都说她傻，放着金饭碗不要，跑回来当个“赤脚医生”。 刘亚玲的理由很简单：她回老家探亲时，看到乡亲们看病太难了。有个头疼脑热的还得跑几十里路进城，要是没钱就在家硬扛。她看着心里难受，就像当年看着受伤的战士没法及时救治一样难受。 这股“轴”劲儿，跟当年拿手榴弹闯关卡时一模一样。 回到农村的刘亚玲，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她把积蓄都投进去了，还得想办法维持医院运转。 但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能少收就少收，能免则免。 在她的医院里，药价总是压得低低的。遇到家里困难的孤寡老人，她经常是连诊费带药费全都免了。有时候病人没钱，打个欠条，她转头就给撕了。 有个脑出血的老大爷，被大医院判了“死刑”，家里也没钱治了，抬到刘亚玲这儿死马当活马医。刘亚玲没嫌弃，衣不解带地守了好几天，硬是把人给救了回来。大爷醒了之后，拉着她的手老泪纵横。 为了维持这种低收费，刘亚玲自己过得紧巴巴的。她既当院长又当医生，还得当护士和护工。二十多年来，她没攒下什么钱，但她攒下了十里八乡老百姓的口碑。 村里人说：“只要刘医生在，我们心里就踏实。” 曾有人问她后悔吗？刘亚玲笑了笑说：“在战场上，我是为了战友的命；在村里，我是为了乡亲的命。不管在哪，我都是个医生，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