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探索同样存在困难和错误，甚至因此引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原本建立的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遭到破坏，一直到1978年才逐渐开始恢复，所以难免会出现频繁的人事调动。
有一人在这一年被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对华国锋抱怨道：我到天津屁股还没有坐稳呢。
林乎加同志早年工作情况
从早年的经历来看，出生于1916年的林乎加算得上是老革命，在22岁入党时正处于全面抗战期间，林乎加大都从事一些后方的组织工作，比如担任青年抗日救国会长以及鲁中等地的宣传部部长等。
他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名声显赫，但大后方的工作经验也提高了林乎加的政治能力，以至于他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百废待兴之际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战争时期的丰富经验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林乎加很快被调往浙江地区负责农业和水利工作，虽然在一开始属于基层，但也算是为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林乎加虽然深入基层，但仍然因为出色的成绩被毛主席看中，所以很快就被调到了计划参谋部当副主任。
千万不要小看当时的这个组织，计划参谋部是独立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在此前进行大范围学习“老大哥”而引起部分不良后果的情况下，毛主席决定改组国家计委，计划参谋部随之出现。
它虽然被称之为小计委，但权力并不小，相比于传统的计划委员会，小计委经过毛主席的批示由总理周恩来直接领导，甚至连副总理们都无法干预工作。
从职能上看，计划参谋部虽小，但却能负责大的战略，甚至可以直接帮助计划委员会直接处理日常事务，如此就让担任副主任的林乎加更有施展能力的余地。
在小计委工作期间，他可以直接参与全国农业的政策制定，这也形成了林乎加后来关于农垦工作的独特观点。
但后续事情的发展似乎并不是那么顺利，随着时代的推进，一场长达十年的浩劫随之到来。
随着“造反派”的疯狂发展，中国大地被一种极为激进的氛围所笼罩，社会失去了原有的秩序，甚至丧失了法律保障，原本的许多中央工作人员全都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中央各大机构的工作都因为被冲击夺权而陷入停滞状态。
林乎加作为政治工作者自然也不例外，早在动乱发生初期，林乎加就因为受到冲击而被免去了所有职务，对于他来说，算是人生中的政治低谷，但林乎加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放弃。
因为他知道这是全国人民的灾难，蒙受政治灾难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很多的老干部和同志，越是遭遇这样的不公正待遇，就越是要坚持和他们抗争，因为真理和曙光终有一天会到来。
1972年，国内紧张的氛围暂时有所缓解，包括林乎加在内的部分老干部有了复出的机会。
为促进国家的恢复，周恩来同志基于当时的社会状况，直接任命林乎加为北方八省的农业副组长，主要进行这些地区的生产恢复工作，也为后来四人帮被彻底粉碎后的重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中央高层的干部群体进行了彻底的审查和排除，林乎加也重新走进了党的政治核心。
随着四人帮的粉碎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和国家的建设走向了新纪元，林乎加的政治生涯也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从天津到北京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林乎加为求发展选择向国外学习先进经验，先前往日本考察钢铁工业的发展情况，并且在回国之后努力让上海拥有了第一个钢铁产业。
但随着一纸调令，林乎加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主要负责浩劫之后的秩序重建工作。
林乎加在任期间的政策实施非常精准，从经济秩序入手，结合对天津地区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巧妙化解矛盾的同时推动了当地工业的复苏，更重要的是，林乎加看到了这里未来更大的活力，那就是庞大的学生群体。
按照林乎加的计划，对学生的培养势在必行，教学秩序和模式也应该进行全新的计划和部署，可就在他为天津的全面建设而四处奔走，不断召开会议之际，突然接到了来自中央的电话。
其中所传达内容很简单，“林乎加同志前往北京担任市委书记”，这项任命让林乎加有些摸不着头脑，要知道从调任天津到北京的任命下来，前后仅四个月时间，各项措施才刚刚提上日程，林乎加正准备大刀阔斧干一场的时候却被调走。
不过中央也有自己的用意，林乎加虽然有所不解，但依然连夜赶回北京任职，并且见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华国锋。
火急火燎的林乎加在第一时间就“抱怨”道“华老啊，我到天津还不到半年，屁股都没坐稳呢”。
当然林乎加也只是开玩笑，他非常清楚当前的国家状况，一方面要平反冤假错案，一方面要搞开放，同时还要稳住各行各业的建设恢复，多数干部都是属于哪里需要哪里搬的螺丝钉，所以林乎加刻不容缓地来到了北京市委。
北京教育战线的突围
林乎加很快就发现，作为首都的北京，受十年浩劫影响最大的就是教育行业，所以目前压力最大和急需改革的也是这一领域。
所以林乎加决定从这里入手，把原本准备运用于天津的模式在北京推广，首先就是支持各大高校创办分校，这一决定是林乎加在天津任职期间亲自走访所总结的经验。
北京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不少优秀的考生明明已经达到了录取分数线，但因为当地的学校太少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这些人最终都被挡在了大学门外。
尤其是在1977年12月举行的高考，因为在浩劫之后提出了参加考试的多项原则，所以积压了往届的许多高中生，但是大学招收学生的力量始终有限。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国家工作在大混乱之后才刚刚走上正轨，对人才的需要急切而又紧迫，除此之外，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在重建过程中都需要人才的支持，所以扩招势在必行。
针对可能出现的困难，林乎加还提出了走读招生的方式来便利当地大学生的学习和住宿，为了确保教学质量，他还主张将已经退休或因为其他意外而离开教学岗位的教师们重新返聘回来从事教育工作，以培养更多的人才。
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又是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所以意义更加重大，为了加速这里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林乎加在到任后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委员会并很快组织召开了市委会，这次会议之中决定正式将天津的成功模式运用在北京，并获得了广泛赞成。
在林乎加的推动之下，市委很快和各大高校进行了协商，分别派出了高校教师和相关管理人员前往分校保证教学质量和秩序，并分配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习和实验问题，为了确保顺利实施，市里还主动承担了相关经费。
从当时所统计的数据来看，共有1600多名教师和干部被抽调到分校，另外还聘请了1200多名兼职教师，分别分布在16所市高教局直属高校，15所市属各业务局主管高校和5所中央管理的院校之中，首届扩大招生人数超过了16000。
林乎加在北京所采取的教育措施完全符合时代背景下对首都冗杂人才的处理和培养，也成为了全国的典范，更是为后续八十年代的人才发散提供了契机。
除了在教育行业的建树之外，林乎加对于农垦工作也有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担任农业部长之后，林乎加对当前国内的农业情况进行了系统地了解和分析。
他认为三中全会之后对农垦经济进行了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步伐还迈得不够。
所以林乎加主张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此外还要追求稳定，在发展的同时努力提高单位面积产量。
其次是利用改革开放的春风发展“多种经营”，针对各地区农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进行改变，主要是因为有些偏远地区缺乏人才和技术，如此就需要结合教育和农业，实现人才培养和农业发展的对接与帮助，这样才能稳住全国的发展步伐。
林乎加始终认为，偏远地区所受到的最大条件限制就是人才和技术的限制，所以需要领导们带头进行打破，通过学习获得经验，以谋求更好的发展之路。
为国家操劳了一生的林乎加同志在1992年退休，已经七十二岁高龄的他终于不再忙碌，但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却永远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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