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究广西桉树引种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尽管广西已成为我国桉树人工林面积最大的省份，但关于桉树最初如何进入广西的历史记载却却寥寥无几，以致许多人对这段历史存在误解。

事实上，广西并非我国最早引种桉树的地区。

根据可靠资料记载，我国于1890年从意大利引进了首批桉树，最初种植于广州、香港、澳门等地。相比之下，桉树进入广西的时间要稍晚一些。因此，更严谨的说法应是：广西是我国引种桉树较早的地区之一。

那么，桉树究竟是何时、又因何机缘来到广西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回溯至100多年前的中法战争。

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加速对外扩张，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势力逐步北进，战祸延及中越边境，1883年12月中法战争爆发。

尽管虽然冯子材、刘永福率清兵在镇南关诸役中取胜，但腐败无能的清廷却选择“乘胜即收”，以此为和谈资本，妥协求和，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9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新约》（又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承认法国为越南之保护国，由中法两国会勘中越边界，还同意在边界开二地为商埠，自此打开了中国的西南门户。

1889年6月23日（光绪十五年五月初三），广西边陲重镇龙州被辟为对外陆路通商口岸，成为是广西最早对外开放的陆路通商口岸。

龙州县，现为广西崇左市辖县，东邻崇左江州区，南接宁明县、凭祥市，东北面与大新县相连，西北与越南接壤。龙州恰好位于中越边界广西段的中心点之上，是边防三关（镇南、平而、水口）的锁匙，有“一镇（龙州镇）锁三关”的说法，堪称“边锤重镇”。

在不平等条约的掩护下，法国政府派安迪来龙州筹建领事馆，“西风东渐”，很快，大批洋货鱼贯而入，外商也蜂拥而来，忙得不亦乐乎，开洋行、修车站、办工厂，传教士也随之到来。

1890年，法国传教士赖保理进入龙州开教。六年后，另一位传教士彭钧谷（CO-STENOBLE Henri）在龙州县城利民街148号主持修建天主教堂。。

龙州天主教堂为一座罗马式三层建筑，占地面积113.4平方米，建筑面积340平方米，原有建筑含教堂、洗礼池、尖顶等，整体占地大约一亩多，另有鱼塘10亩等教产若干。

教堂建成后，传教士就在旁边的空地上种下了广西的第一棵桉树——细叶桉。

这棵细叶桉的栽种，在植物学意义上，它是广西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棵桉树；在历史学意义上，它象征着广西在中西文化交汇初期的物种传播。

然而岁月流转，昔日的龙州天主教堂如今已成为县气象局大院。建筑虽在，尖顶已失，内部堆满杂物，往昔风采不再。

更令人遗憾的是，当年传教士手植的那棵细叶桉，早已不见踪影。只有那建筑孤孤单单地伫立在几棵芒果、龙眼树间，见证着岁月无情的流逝，诉说着几被湮没的历史。

当我们站在天主教堂前，心中不免顿生感慨。这种历史实物的缺失，恰如其分地映射出广西桉树早期历史的某种特性——它既真实存在，又在历史里几乎隐没于岁月之中。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重新梳理广西桉树的引种历程，不仅是为了还原一段被忽略的植物迁移史，更是为了理解背后那复杂的历史动力与人文语境。

今天，当我们讨论桉树的生态影响与产业价值时，或许也需要回望：它从何处而来，又因何在此生根。

这，或许能让我们在现实的争议中，多一份历史的清醒与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