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的一天清晨，北京西长安街还带着夜色的凉意，叶剑英拨通了军事科学院院长办公室的直线电话。铃声在话筒里急促地跳动，却始终没人接听。放下话筒的那一刻，叶帅摇了摇头：“宋时轮，这回是真指挥不动了。”几句轻声自语，既有无奈，又带几分欣赏——因为拒绝他的，正是那位以“敢顶敢闯”闻名的老战友宋时轮。

电话事件的缘起，要追溯到两年前。1982年初，中央决定为九位元帅系统整理传记资料。军事科学院被点名承担《叶剑英传》的主笔任务。叶帅本想低调，屡屡推辞，然而宋时轮与粟裕的一番话戳中了他的软肋：“这不是个人写照，而是革命历史的拼图，缺哪一块都不完整。”叶剑英沉思片刻，最终点头。自此，三人展开长达两年的口述记录和战场回访。

回顾宋时轮与叶剑英的交集，要先翻到1946年1月。那时两人同时驻北平，参加与国民党的停战军事调处执行部谈判。宋时轮初来乍到，一口气提交了十几份备忘录，层层列举对方的违约证据，逻辑严谨，语气凌厉。叶剑英看完材料，只说了一句：“干净利落，像打了一串点射。”自此，两人建立了信任，也结下深厚战友情谊。

同年3月，北平城外发生一起突发流血冲突，国民党军企图挑衅。叶剑英临机决断让宋时轮带人赶赴现场。宋时轮只带一名翻译、一名警卫，压着场面，逼迫对方当场签字认错。会场外有人端着手枪欲行不轨，宋时轮侧身挡在翻译前，只冷冷一句：“开枪就别谈了。”对方终究没敢动。叶剑英事后评价：“他胆子大，更有分寸。”

抗美援朝时期，宋时轮率第九兵团鏖战长津湖。严寒、补给不足、地形陌生，无一不是死局。战后“非战斗减员三万”的数字令旁观者错愕，也催生诸多批评。有意思的是，1950年12月，总前委专电嘉奖第九兵团：“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之北援妄图，稳定东线战局。”毛泽东随后批示“嘉勉宋时轮诸将士”。事实说明，当年仓促北上并非个人决定，而是战略需要。

1952年冬，宋时轮调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一些人说他“明升暗降”，然而仅两年，这位校长主持编写的步兵战术教材就推广全军。叶剑英1957年组建军事科学院时，点名要宋时轮任副院长，理由很简单：“他能把战场经验翻译成课堂语言。”苏联顾问团到访，翻译校对室里灯火通宵，宋时轮常抬手一看表：“还早，再核对一章。”顾问感慨：“看得见的严谨。”

1966年以后，宋时轮因拒绝批斗陈毅、叶剑英被打成“抵抗任务”的典型，扫厕所、罚站，日夜挨整。秘书李际均后来回忆：“将军最怕的不是体罚，是浪费宝贵时间。”墙角堆着他偷偷誊写的外军条令草稿，字迹工整，纸边却溅着污水斑点。

1972年，形势转折，宋时轮复出，被任命为军事科学院院长。两年里，他主持的“战役学”“战术学”系列教材发行量过百万册，一线部队反馈“拿来就能用”。叶剑英对外动情地说：“老宋把受的委屈都熔进了字里行间。”

1984年春，叶帅看到传记初稿后，觉得应请宋时轮写序，引经据典，为青年军官指路。宋时轮却坚持原则：“写史就写史，序言难免感情色彩，不合要求。”叶帅反复劝说，最后干脆“下命令”：三日内交稿。三日后，电话无人接听。其实宋时轮并没走远，他只是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翻阅资料，装作听不见电话铃声。

三个月后，传记定稿出版，只附一篇简短“编后记”，署名宋时轮，全文不到千字。两位老将心照不宣：传记终究是史料，不能因个人情分增减笔墨。遗憾的是，同年10月22日，叶剑英病逝。送别仪式上，宋时轮站在灵车旁，右手一直扶在车厢。这一幕，许多老兵至今难忘。

他们的故事告诉后人，真正的战友情，体现在互相批评也互相尊重；真正的军人气质，是面对压力仍谨守底线。叶剑英那句“指挥不动他”，其实是最高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