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一秒就万劫不复！中国该立刻向美国低头，交出发展权才能保命！”如今众多人再回头看2018年马臣当年那番话，全都觉得荒唐又可笑

2018年4月，中国科技产业经历了一次相当直接的供应链冲击。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激活针对中兴通讯的出口权限拒绝令，受美国出口管制规则约束的商品、软件和技术供应受到限制。
 
中兴后来公告，受此影响，公司主要经营活动一度无法正常进行。就在几天后的2018年4月21日，一篇署名马臣的长文开始传播，题目叫《现在向美国投降是代价最小的时候》。
 
文章写得很绝对。在马臣的判断里，中国不仅当时不适合与美国竞争，未来一百年同样没有条件，芯片、操作系统、大飞机等产业也被他拿来证明，中国应该尽快放弃竞争，越晚付出的代价越大。
 
放到2018年那个节点看，这种声音能够引来关注并不奇怪。中兴遭遇的困难是真实存在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在部分制造设备、工业软件、材料和高端芯片领域存在短板，同样没有必要回避。
 
问题在于，产业竞争从来不是把某一年的技术差距拍成照片，然后默认几十年以后还是原来的样子。2018年以后，外部环境甚至比当初更加复杂。
 
2019年5月16日，华为及部分关联企业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2020年，美国又扩大针对华为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2022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推出面向先进计算芯片、超级计算以及部分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此后相关规则又经历多次调整。
 
 
限制没有因为中国退让而自行消失，中国也没有因此停止发展相关产业。2018年9月2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
 
中方当时已经把原则讲得很明确，对于贸易战“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同时强调谈判不能以牺牲中国的发展权为代价。此后几年，中国选择的路径也很清楚，能通过正常国际合作解决的问题继续合作，容易受到外部限制的关键环节则持续增加研发和产业投入。
 
时间到了2026年，回头再看2018年的那些绝对判断，很多事情已经有了新的坐标。国家统计局2026年2月28日公布的数据表明，2025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达到3926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0%。
 
相比2020年的24393亿元，五年间研发投入明显增加。技术突破从来没有一张保证书，但持续投入至少说明，中国没有接受“别人领先，所以自己永远追不上”的结论。
 
通信领域更加直观。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5G基站已经达到510.2万个，5G网络继续向生产、交通、能源等行业延伸。曾经有人把操作系统、通信设备等外部依赖描述成无法改变的命门，可现实中的产业链一直在调整，技术能力也一直在积累。
 
 
大飞机同样如此，中国商飞2026年7月23日公布的信息显示，C919已经交付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并投入商业运营，C929宽体客机设计工作也在继续推进。
 
C919仍然采用全球化供应链，国产民机产业也远没有走到终点，但2018年有人轻易给大飞机产业判下的结论，显然没有把后来八年的工程积累计算进去。
 
外贸结构也在变化。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7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其中与东盟贸易达到5.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同期，中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5.36万亿元。市场在扩展，贸易对象也越来越多元，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没有技术短板。
 
 
到了2026年，在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部分工业软件、高端芯片等环节，继续攻关仍然十分重要。2018年的中兴事件把风险摆到了桌面上，此后华为受到限制，先进芯片出口管制继续升级。
 
八年过去，中国制造业没有因此停摆，科研投入没有因此收缩，5G网络没有停止建设，国产大飞机也没有停在图纸上，外贸市场同样没有被锁死在单一方向。
 
国家之间当然需要合作，中美经贸关系也不可能只有竞争。中方多年来一直主张通过平等对话处理分歧，正常的技术交流、产业合作和商品贸易依然有现实需求。
 
可是合作需要能力作为基础。如果自己不再研发、不再建设产业链，甚至主动交出决定未来产业方向的权利，那么以后谈什么、能谈到什么程度，就很难完全由自己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