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安徽无为。新四军旅长孙仲德听说日军少将山县业一，竟只带4个随从就敢在中国地界游玩，当即笑道：“5个鬼子，咱们用一个营对付他们吧！”

1941年12月25日，安徽巢县钓鱼台镇的一片树林里，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不到20分钟，5名便衣打扮的日本人全部倒在了血泊里，领头的人正是侵华日军第116师团119旅团旅团长、陆军少将山县业一。

消息传到日军指挥部，高层又气又恼，为了不挫伤部队士气，他们不仅对外隐瞒了其出游丧命的实情，还追晋山县业一为陆军中将，一个把侵略当观光、死在游山玩水路上的少将，反倒靠阵亡升了官，成了抗战史上极具讽刺意味的一笔。

山县业一的狂妄，并不是凭空滋生的，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入陆军大学深造，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他长期在东北国境守备队任职，守着要塞对付抗日武装，没打过多少硬仗，升迁全靠熬资历和军中人脉。

1940年，靠着军中师兄的运作，山县业一才调到华中战场，升任119旅团旅团长，驻扎安徽一带，刚到任时他还摆出围剿姿态，带着部队四处扫荡，可彼时皖南事变刚结束，新四军第7师刚刚完成重建，满打满算只有一个主力旅加一个挺进团，装备简陋、兵员不足，从不与日军正面硬拼，多是避其锋芒、伺机袭扰。

几次扫荡下来连新四军主力都没碰到，山县业一彻底飘了，他认定新四军不过是不堪一击的散兵游勇，早已被自己吓破了胆，偌大的无为、巢县地区根本没人敢动他，加上他本就游手好闲，读书时便不守规矩，当守备队长时就爱四处闲逛，到了山清水秀的巢湖边上，更是按捺不住游玩的心思。

山县业一不顾部下劝阻，执意便装出游，为了“不引人注目”，他只带了一名副官、三名卫兵，五人换上便服骑马直奔钓鱼台一带赏景，在他眼里，这不过是占领区里一场普通的休闲郊游，却始终没认清一个事实：脚下的中国土地，从来都不是侵略者的后花园。

山县业一大概到死都不知道，他前脚刚踏出据点，后脚行踪就传到了新四军19旅的指挥部。

这正是敌后抗战最容易被忽略的核心力量，扎根在群众中的情报网络，当时皖江一带的村镇里，遍布地下党员与进步群众，日军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民众的眼睛，别说是一名少将带随从出门，就算据点里多运进几箱弹药，用不了多久也能传到新四军的指挥层面。

对刚重建的第7师而言，情报就是生命线，硬拼拼不过，装备跟不上，想要在敌后站稳脚跟，就必须靠信息差精准捕捉敌人的破绽，山县业一这次任性出游，在旁人看来是一桩小事，在孙仲德眼中，却是千载难逢的战机，既能除掉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又能狠狠打击日军的扫荡气焰。

接到情报后，孙仲德立刻下令抽调56团一个营执行任务，当时不少战士都想不通：区区5个人，派一个排甚至一个班就足够，何必要三百多号人兴师动众？

孙仲德的考量，远比基层战士深远得多，他后来向部下解释，这一个营的兵力要分成三部分用：一部分分散进入山林搜索，林地地形复杂，人手少了极易漏人，一旦让山县业一逃脱，后患无穷。

一部分把守外围所有路口，既要堵死敌人退路，更要防备据点日军增援，山县业一身后是整整一个旅团的兵力，战斗一旦拖久，援兵赶到后吃亏的只会是新四军；剩下的兵力作为预备队，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

说白了这一仗针对的从来不是5个日军，而是“万无一失”，敌后根据地经不起半点失误，一旦打草惊蛇，迎来的必然是日军疯狂的报复扫荡，届时付出代价的不只是参战战士，还有沿线无数无辜百姓。

战斗的过程没有任何悬念，12月25日当天，新四军战士悄悄摸到钓鱼台镇附近的林地，各分队按计划散开，逐步缩小包围圈，没过多久前哨战士就发现了闲逛的山县业一一行人。

枪响瞬间战斗全面爆发，山县业一等人仓促还击、试图突围，可四面八方都有新四军的火力，根本无法判断兵力规模，也找不到突围缺口，战士们从各个方向稳步推进，交叉火力将五人死死困住。

不到20分钟，枪声彻底平息，山县业一与四名随从全部被击毙，无一人漏网，部队确认身份后立刻按预案撤离，等附近日军据点反应过来时，林中早已没了新四军的踪迹。

这场战斗规模不大，歼敌人数也不多，但其历史价值远不止击毙一名日军少将。

对刚组建的新四军第7师来说，这一仗打出了根据地的士气，在兵员、装备全面劣势的情况下，靠情报、靠战术精准斩杀日军高级将领，给皖江军民吃下了定心丸，也让日军再也不敢轻视这支新生的抗日力量。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战斗背后的警示：山县业一的死，本质是骄兵必败的必然，他把侵略战争当成了殖民观光，把中国国土当成可以随意践踏的私产，从骨子里轻视中国军民的反抗意志，可他不知道，敌后的每一寸土地上，都有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每一片山林、每一座村庄，都是埋葬侵略者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