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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下的最大战略失误,不是南海填岛,也不是芯片大战,而是——冷落了美国商界。

“中国犯下的最大战略失误,不是南海填岛,也不是芯片大战,而是——冷落了美国商界。”2019年,新加坡那位“中国通”外交官马凯硕,下了个狠判断。
 
这话乍一听,甚至有点反常识。
 
中美走到今天,航母、芯片、关税、科技封锁,哪一样不比“美国商界”更扎眼?
 
可马凯硕盯住的,偏偏不是最响的炮声,而是华盛顿内部一股曾经非常重要、后来逐渐变弱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美一有摩擦,美国大企业往往先急。
 
原因并不浪漫,就是生意。
 
中国市场大、增长快,波音要卖飞机,通用要卖汽车,零售巨头离不开供应链,华尔街也惦记着业务。谁要把中美关系一下推到悬崖边,最先站出来踩刹车的,常常不是外交官,而是担心订单、利润和市场被砸掉的企业界。
 
2000年,美国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扫清了一道关键障碍。
 
当时美国政府给国内讲得很直白:这么做,可以让美国农民、企业和工人更容易进入中国市场。
 
换句话说,当年的“接触中国”,背后从来不只有战略想象,也有一整条实实在在的商业利益链。
 
也正因为如此,马凯硕后来才会认为,中国真正不该失去的,是这批“利益相关者”。
 
问题就出在一个很微妙的变化上。
 
随着中国企业迅速做大,市场竞争越来越直接,一部分美国企业开始觉得,自己在中国面对的不只是同行竞争,还有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技术转让、数据规则等一系列问题。
 
到了2018年前后,特朗普把这些积累多年的不满,直接变成了关税武器。
 
这里最值得琢磨的,是美国商界当时一种相当复杂的态度。
 
他们并不喜欢加税。美国商会就明确反对不断升级的单边关税,认为最后埋单的还会包括美国企业和消费者。
 
可与此同时,他们也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改善竞争环境。
 
也就是说,过去那种“为了中国市场,赶紧把华盛顿往回拽”的力量,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强了。
 
很多企业变成了另一种心态:特朗普的办法太猛,但有些问题确实该谈。
 
这才是马凯硕那个判断真正锋利的地方。
 
一个国家在另一国最有价值的“朋友”,未必是在电视镜头前替你说好话的人,而可能是那些算完账以后发现:“跟你翻脸,我自己先亏。”
 
只要这种利益牢牢绑在一起,政治上再大的风浪,也总有人想办法往回拽。
 
可一旦企业觉得,在你这里挣钱越来越难,风险越来越高,那么他们未必主动支持对抗,却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拼命替关系降温。
 
2019年的数据已经把这种矛盾摆到了桌面上。
 
当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查中,81%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中美贸易摩擦已经影响其在华业务;接近三成企业因为不确定性,放慢、推迟或者取消了在中美两国的投资。
 
可另一边,大多数受访企业的中国业务依然盈利,中国仍然是重要市场。
 
你看,事情一下就有意思了。
 
美国商界对中国,从来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四个字:
 
又爱又怕。
 
爱的是市场、供应链、效率和利润;怕的是政策不确定、双边关系突然恶化,以及今天投下去的钱,明天会不会被政治一把掀翻。
 
而到了2026年,这种矛盾不但没消失,反而更加明显。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今年的调查中,95%的受访企业认为,在中国的业务对于维持全球竞争力仍然重要;与此同时,72%的企业受到关税影响,大约40%的企业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负面影响,而计划今年继续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只剩大约一半。
 
一边说风险越来越大,一边又说中国市场不能不要。
 
这就是现实。
 
更有意思的是,今年7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集装箱货物还升到了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中美又在讨论涉及约300亿美元商品的相互降税安排,双方甚至都开始向企业、商协会征求意见。
 
绕了一大圈,商业利益又坐回了谈判桌。
 
所以回头再看马凯硕那句话,它绝不是在说中国应该“讨好美国资本”,更不是说一个国家的战略要由外国企业决定。
 
真正值得琢磨的是,大国竞争不能只看军舰有多少、芯片有多快、关税加多高,还得看谁能让更多人觉得——跟你合作,有利可图。
 
商界不是天然的朋友,它首先算利益。
 
可利益,恰恰可能成为关系最现实的一块压舱石。
 
我觉得这个提醒放到今天尤其有价值:该守的底线当然要守,该维护的国家利益一步不能丢,但与此同时,开放要更稳,规则要更清楚,市场预期要更可靠。
 
让愿意合作的人能赚钱、敢投资、看得到长期回报,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能力。
 
真正高水平的博弈,从来不是把所有人都逼到自己的对面,而是竞争再激烈,对方内部依然有人会掏出计算器算一笔账,然后说一句:“这张桌子,最好别掀。”
 
这,恐怕才是“冷落美国商界”六个字背后,最值得琢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