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身中剧毒的李士群痛苦地缩在一起，他对身边人说：“干了一辈子特务，还是被鬼子算计了，我不怕死，就是不甘心！”


苏州城内一处公馆的二楼，李士群把身体缩成了一团，他今年三十八岁，原本精瘦的脸颊此刻凹陷下去，眼窝发青。

两只手死死抵住腹部，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房间里站着三四个人，有他的亲信，也有请来的医生，没人敢大声喘气。


窗外的蝉声早就歇了，暮色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忽然，他睁开眼睛，目光扫过床边，声音嘶哑，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干了一辈子特务，还是被鬼子算计了。”


他停了一会儿，额头上的冷汗顺着太阳穴淌到枕头上，“我不怕死，就是不甘心。”


这是李士群留下的最后几句清晰的话，几个小时后，这个曾让上海滩闻风丧胆的汪伪特务头子，在极度的痛苦中停止了呼吸。


要说清楚这顿饭的缘由，还得把时间往回拨，1943年的李士群，名义上已是汪伪政府的江苏省主席，又掌握着特工系统，看起来权势熏天。


可实际上，他的处境早已不妙，汪伪内部，周佛海、丁默邨等人与他明争暗斗；日本方面，对他这个既想倚重又担心尾大不掉的特务头子，也越来越不耐烦。


更要命的是，重庆方面的军统早就下了“除奸令”，他的项上人头，在黑市上明码标价。


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所以平日里格外小心，出门带保镖，吃饭要试毒，连睡觉都半睁着眼。


1943年9月6日，上海的气候还残留着暑天的闷热，李士群那天从苏州赶到上海，赴的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军官冈村少佐的约。


冈村派人送口信时，语气很客气，说许久不见，备下薄酒，叙叙旧，李士群接到信，在手里捏了很久。


他太清楚这一行的规矩了，日本人这时候请他吃饭，绝不会只是为了聊天，但他还是去了。


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只带了一个贴身随从，坐车到了上海虹口，那地方离日本宪兵队很近，街面上能看到穿军装的日本兵来回走动。


冈村在门口迎他，满脸堆笑，把他让进屋里，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日式的中式的都有。

冈村倒酒布菜，说些上海天气如何、苏州风景如何之类的闲话。

酒过三巡，冈村亲自起身，从厨房里端出一盘牛肉饼，说是日本国内的食材，特意为李士群准备的，请他务必赏光尝尝。


李士群盯着那盘牛肉饼，沉默了几秒，他干特务这行，最提防的就是这种场合。他要是不肯吃，就等于当众扇日本人的脸，恐怕根本走不出这个门。


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嚼了两下，冈村坐在对面，笑眯眯地看着他，又举起酒杯。


那顿饭后来又吃了些什么，喝了多久，没人说得清了，约莫过了一个小时，李士群起身告辞，冈村送到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句“李主任保重”。


李士群坐上车赶回苏州，夜色已经很浓，他或许已经觉得胃里不太舒服，但也没太往心里去。


谁知道到了第二天清晨，也就是9月7日，情况突然恶化，他从床上爬起来就冲进厕所，剧烈地呕吐和腹泻，整个人发起高烧。


家人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请医生，先是请了苏州当地有名的中医，一把脉，脸色就变了，摇头叹气，开几服药走了。


后来又请了日本军医来看，那军医检查完他的症状，眼神躲闪，支吾了几句，匆匆离去，再也没有回来。


到了9月8日，李士群已经下不了床，他蜷缩在被子里，浑身冷汗，床单湿透了一层又一层。


他那么能忍疼的人，此刻也忍不住发出呻吟，身体在床上翻滚，最后只能缩成一团。


手下人围在床边，看着他嘴唇干裂，眼窝深陷，却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他们知道，这是毒发了，无药可解。


9月9日下午，他回光返照般清醒了一会儿，身边的心腹凑过去，听见他说的就是那几句话。


他说被鬼子算计了，说不甘心，至于不甘心什么，他没说透。


也许是不想承认自己机关算尽，最后却栽在一顿饭上；也许是想通了为日本人卖命数年，到头来不过是个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


李士群死后，日本方面对外宣称是“急性胃炎不治”，汪伪政府追悼了一番，给了个体面的名分，但上海滩的暗流里，谁都知道真相是什么。


更讽刺的是，在他死后不到两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他苦心经营的那个“76号”，他为之效力的汪伪政权，都像泡沫一样破灭了。


当年在日本人羽翼下嚣张一时的那批汉奸，后来大多被押上了审判席，李士群没能看到那一幕，但他用三十八岁的生命，提前尝到了当汉奸的终极代价。


那座苏州的公馆后来换了不知多少主人，当年的腥风血雨也早已消散，只是偶尔有人提起，说1943年秋天，曾有一个特务头子死在那里。


死前他终于看清了一些事，可惜明白得太晚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给所有走错路的人，都准备了同样的结局。


信源：新浪历史《大汉奸李士群之死始末：为日本人卖命，最终被日本人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