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打伊朗后，佩洛西发话了！她说得挺到位，她说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是开启另一场不必要的战争，不光把美军士兵的命不当回事，还把本来就乱的中东搞得更乱。最关键的是，她补了一句：宪法规定得很清楚，任何导致国家卷入战争的决定，都必须得到国会授权。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唯有国会拥有宣战权，总统身为三军统帅仅能“统率军队”，然而自1942年对轴心国宣战之后，美国便再未进行过正式宣战。   朝鲜战争时，杜鲁门总统没问国会就出兵，开了“先斩后奏”的先例，2003年小布什打伊拉克，国会只通过个“授权使用武力决议”，连正式宣战都算不上。   1973年，国会对《战争权力法》进行了补充，该法明确规定，总统若开展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需在48小时内通报相关情况，并在60天内完成军事力量的撤离。   但这次特朗普打伊朗，法律专家都看不下去了，乔治梅森大学教授说特朗普自己都承认这是“战争”，却没国会授权，明显越权。   公民自由联盟专家言辞更为犀利，直言此举无异于行政权公然凌驾于立法权之上，似是狠狠踩在了立法权的头上，尽显权力失衡之态。   杜鲁门发动朝鲜战争，被归因于冷战背景下的反共情绪，彼时，众人认为总统掌握着更为丰富的情报，处理危机时会更加干脆利落。   这种“总统说了算”的风气后来越演越烈，越南战争、海湾战争都这样，到2020年特朗普击杀苏莱曼尼达到顶峰，总统拿“国家安全”当挡箭牌，把大规模军事行动说成“小打小闹”。   此次对伊朗采取行动，白宫竟以2001年《使用军事力量授权法》为依据，然而，该法案本为反恐而设，与伊朗核问题毫无关联，如此行事，实在牵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2024年最高法院竟判定特朗普享有“公职行为豁免权”，此裁决无疑为其权力扩张开了一道“偏门”，留下可乘之机。   佩洛西与特朗普缠斗十载，她批评伊朗行动，既出于党派立场，亦源于对宪法原则的坚守，她曾两度弹劾特朗普，罪名分别为“滥用职权”与“煽动叛乱”。   此次，她着重强调：“若国会丧失宣战权，制度便会失去约束”，与此同时，她疾呼国会复会，以审议《战争权力决议案》。   共和党内亦存在反对之声，肯塔基州参议员指责此举“违反竞选承诺”，前MAGA成员也批评称“战争无法降低通胀”，凸显党内对此事看法不一。   共和党领导层大多力挺行动，众议长约翰逊宣称“伊朗正付出代价”，此般情形，足见在美国政治极化的浪潮中，宪法原则是何等脆弱飘摇。   伊朗迅速展开反击，伊斯兰革命卫队旋即启动“诚实承诺4号”行动，其宣称，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皆为“合法打击目标”，强硬态度尽显。   巴林第五舰队服务中心与阿联酋阿布扎比均遭导弹袭击，卡塔尔和科威特忙于拦截，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全球航运将陷入停摆之境，局势严峻令人忧虑。   在安理会，俄罗斯与中国义正言辞地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联盟亦及时发声，呼吁各方缓和局势，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   最可悲的当属平民，伊朗南部米纳布一所女子小学遭误袭，148名7至12岁女童不幸遇难，废墟中，散落的卡通书包与带血作业本，默默控诉着战争的无情与残酷。   美国国内亦不平静，华盛顿、纽约、洛杉矶多地爆发抗议活动，示威者高举“不要战争，只要和平”的标语，强烈反对政府空袭行为，因其造成了无辜平民的伤亡。   美国这次打伊朗，本质是行政权和立法权失衡的缩影，当总统拿“国家安全”当借口绕过国会，当最高法院用“豁免权”模糊权力边界，当党派斗争压过宪法原则，战争就成了政治工具。   佩洛西的批评虽然难改既成事实，但至少点出了制度缺陷：得建个“最低互信清单”和“核态势透明度”机制，把战争决策的底线和程序写清楚。   得改《战争权力法》，强制要求总统军事行动前提交详细情报评估，得推动国际社会搞多边对话，比如重启伊核协议谈判，避免单边主义引发冲突。   历史教训摆在这儿，当宪法成了装饰品，当平民成了牺牲品，任何“必要战争”的借口都会被反噬。   若美国不想重蹈伊拉克战争之覆辙，就需重构权力制衡机制，要让宪法切实成为战争的坚实防火墙，而非沦为政治的虚伪遮羞布，如此才能避免重陷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