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他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又是上海市历届政府中最年轻的副市长，第一次上任，年才45岁。 一九八三年，上海市政府换届，会上宣读名单，念到“倪天增”三个字时，主持人加了一句说明——历届最年轻的副市长，四十五岁。 台下有人小声嘀咕：“这么年轻啊？”这个看着文气清瘦的建筑师，被推到城建这一摊上。 他从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分到华东建筑设计院，起初是普通技术员，画图纸、盯工地，夏天晒得领口一圈都是印子。做设计较真，比例不顺眼就反复改。 靠着这股劲，他成了院里最年轻的副总建筑师，又被推上副院长。 调进市政府以后，城市建设和管理压在一个肩膀上。 煤气、液化气、道路、住房，哪一块都不省心。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对别人来说有节假日，对他来说差不多都算工作日。真正躺在病床上休息的，就那三次住院。身边人劝他注意身体，他笑笑，说工程不停，心也停不下来。 按干部管理规定，他早就该去中央党校学习。名单上总有他，可每次轮到动身，新工程、新调研又压过来，机票一改再改。 一九九二年二月，他终于进了党校大门，心里盘算着，学完再回上海接着干。 课程结束，返沪日期定在六月十三日。 机票已经买好，在北京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他原本打算去亲戚家告个别。六月七日清晨，心肌梗塞突然发作，人就没能拉回来。消息传到上海，熟悉他的人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那句：“也太急了。” 六月十一日中午，从北京起飞的五一四四航班落在虹桥机场。 机舱门打开，妻子郑礼贞捧着骨灰盒，脚步一点点往下挪。迎接的人群里，有时任市领导吴邦国，还有老同事，一时谁都找不到话，只能重复那句：“倪天增同志走得太突然。” 很多老上海人记住他，是从一间小平房开始的。 那会儿，他已经当了几年副市长，家里还住在南市区老城厢一条小弄堂里，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子里。屋里没有独立卫生间，没有煤气，和周围街坊一样，用的是马桶和煤球炉。夏天一开门，一股混杂着饭菜味、煤烟味的气扑面而来。 记者按照地址去采访，车子在弄堂口停住，只好步行往里走。 晾衣绳上挂着衬衫、背心，墙角堆着煤饼。敲开门，看见的情景有点出乎意料：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蹲在门口，一手撑着煤炉，一手往炉膛里添煤。旁边五斗橱上搁着一部电话机，下面压着材料。 市建委负责同志上门汇报工作，遇到的也是差不多的画面。 主人抬起头，拍拍身上的煤灰，让客人坐下。 买煤饼这种累活，他坚持自己干，每个月挑一担煤饼从供应点扛回弄堂。邻居打趣：“堂堂副市长，还自己挑煤？”他听了笑笑，说这样才知道煤饼好不好买，烧起来顺不顺手。 煤气、液化气在市里归他管，他家里却一直没有用上。 有人提议，先给他批一只液化气瓶，做饭能轻松不少。他摇头，说同一条弄堂里，家家都烧煤球，自己先用上了，心里不踏实。那句口头禅挺干脆：共产党的干部，不能搞特殊化。 家里的日子并不宽裕。他当副市长那会儿，把津贴都算进去，每个月也就两百五十元。 郑礼贞有次到郊区出差，路边有人吆喝卖大闸蟹，价格比城里便宜，同行的人一听就拎了几包。她看了一会，最后空着手回到车上。旁边有人悄悄问一句：“怎么一只都没买？”她笑着说：“吃不起。”对这家收入心里有数的人，都明白这不是客气话。 住房这件事上，他的“轴”劲更明显。儿子到了结婚年纪，单位给安排了婚房，只差把户口迁进去。那段时间，上海正在酝酿住房制度改革，草稿上写着分房要购买住房债券。熟悉他的人劝他赶紧办手续，趁政策还没正式推出来，能省一点是一点。 倪天增听完，只回了一句：自己是分管住房的副市长，又是市房改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件事从哪一头算起，都轮不到自家先占便宜。既然全市老百姓都要按新规买债券，他家也得一样排队。方案比预期晚了一年才正式出台，儿子老老实实买了债券，婚期硬是往后拖了一年。 街坊们叹口气，说这人太“戆”，连自家儿子的事都这么抠。 在不少人眼里，他身上有股不懂变通的倔劲。 分管城建，却一直烧煤炉；知道房改细节，却宁可让儿子多等一年；副市长的太太，在郊区都捡了便宜价，还是对大闸蟹摇摇头。这些细碎小事加在一块，拼出了他身上那种有点笨、又有点硬的轮廓。嘴上说他“戆”的人不少，心里服他的，也不少。 从汉口路一五一号现代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三楼大厅走过，入口处那尊倪天增塑像，一直静静立在那里。 老同事偶尔路过，会多看一眼，心里大概会想起当年弄堂口那口煤炉，和那个挑煤饼回家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