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王盛荣从敌人刀下救下毛主席，18年后却因贪污被判死刑，毛主席知道后，当即表示：“我相信王盛荣不是这种人！”   1952年的北京，中南海里一如既往地忙碌，一份从湖北武汉加急送来的卷宗，被放在了最高决策者的办公桌上。     卷宗的红色封皮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有些刺眼，里面装着的，是一份已经走完地方司法程序的死刑判决书。     罪名是那个年代最为敏感、也最受严惩的“贪污腐败”，判决对象一栏，清晰地写着“王盛荣”三个字。     这个名字，对于审阅这份文件的人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带着一段格外沉重的记忆。     就在不久前，同样级别的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罪被公审枪决，震动全国。     按常理和当时的严峻形势，这份关于王盛荣的判决，似乎只需要一个签字，便能生效执行。     然而，阅卷人主席，却没有立刻提起笔。   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不相信王盛荣会贪污。   这并非出于盲目的偏袒，而是基于他对这个人长达二十年的、浸透着战火与危险的了解。     毛主席的信任，背后藏着对王盛荣两次关键“考试”的记忆。     第一次“考试”，关乎金钱与忠诚，发生在1933年初的上海。     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江西苏区之间的地下交通线几乎瘫痪，活动经费极度匮乏。     组织上急需将一笔三万五千美元的巨款，从中央苏区瑞金秘密运送到上海。     这笔钱在当年堪称天文数字，足以让任何人一夜暴富，远走高飞，这个烫手山芋般的任务，最终交给了二十岁出头的王盛荣。     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是默默将美元用油纸仔细包好，塞进一个不起眼的藤条箱，部分甚至缝进了贴身的衣物。     他扮作逃难的难民或小商贩，从瑞金出发，穿越重重封锁线，经香港再辗转北上。   他风餐露宿，提心吊胆，走了三个多月，终于将这笔沉甸甸的“生命线”分文不少地交到了在上海负责中央经济工作的陈云手中。     一个年轻人在最危险、最贫困的时候，面对足以彻底改变命运的巨额财富，展现了钢铁般的纪律和绝对的忠诚。     第二次“考试”，则关乎勇气与本能，时间更早一些，是1932年冬天在江西赣南。     那时，毛泽东正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离开了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同时身体也受着严重痔疮的折磨，行动不便。     他在赣南农村进行调查时，不幸被当地反动武装“靖卫团”包围，奉命前来通知毛泽东开会的中革军委委员王盛荣，带着一个排的兵力恰好赶到，一头撞进了这个险局。   他冲到毛泽东身边，没有丝毫犹豫，和两名战士一起，架起行动困难的毛泽东就往外冲，最终成功突围，将毛泽东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正因为有这两次刻骨铭心的记忆，当1952年看到“王盛荣贪污”的判决时，毛主席内心的直觉发出了强烈的质疑。     但信任不能替代法律和事实，调查组重新深入武汉，仔细审核了王盛荣在中南工业部副部长任上的所有经济往来。     调查结果，印证了毛主席的直觉，也揭示了这起案件复杂的背景。     问题确实出在“钱”上，但性质截然不同，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前线对武器弹药的需求极为迫切，催得像火烧眉毛。     王盛荣分管军工生产，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更快、更多地为志愿军生产出炮弹和枪支。   然而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正规的财政审批和物资调拨流程复杂且缓慢。     这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他采取了一系列非常规的“土办法”，动用部队缴获的、尚未列入正式计划的物资。 将一些废旧物资变现，用来购买生产补给，甚至为了解决工人生活困难、稳定生产队伍，违规批准开办了一个小煤矿，用其收入补贴伙食。     所有这些操作，都绕开了正常的财经纪律和审批程序，在账目上留下了“挪用”、“违规”的痕迹。     然而彻查之后，所有资金的流向一清二楚，每一分钱，最终都流入了军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了支援前线的武器，或者用于维持生产的基本运行。     他的错误，在于工作方法上的简单、急躁，在于为了追求结果而忽视了必要的程序，触犯了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财经纪律。   真相大白后，毛主席为这件事定了性，王盛荣的问题是方法错误，不是品质问题。     死刑判决被正式撤销。     但错误毕竟需要承担责任，王盛荣被撤销中南工业部副部长职务，行政级别从副部级连降数级，降为中南建筑工程管理局属下的一名工程处副处长，成了一个普通的处级干部。   几年后的1957年，毛泽东主席到湖北视察，专门问起王盛荣的情况，并接见了他，当面恢复了他的副省级待遇。     这份跨越了生死与时代的信任，以及最终水落石出的真相，共同构成了历史中一个值得深思的篇章。     主要信源：《他救过毛主席的命，位列第一届中革军委，官却越做越小。坐牢时主席传话给他“好死不如赖活”》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