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是国民党杀手，却放走了19个共产党人，建国后如何处置此人？ 1949年9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下令屠杀狱中的重要政治犯。 这是杨钦典一生最大的污点，也是他后半生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的根源。 那天晚上，特务头子杨进兴带着人，要处决杨虎城将军一家。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杀戮中，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 关于这一段，很多资料说法不一。但杨钦典后来自己承认的细节，听得人头皮发麻。 当时杨进兴命令杨钦典动手解决那个孩子。杨钦典那双大手，曾无数次握枪，此刻却要去掐死一个孩子。他掐住了小萝卜头的脖子，孩子拼命挣扎，那双求生的眼睛死死盯着他。 那一刻，杨钦典崩溃了。他手软了，松开了，下不去手。 旁边的杨进兴骂了一句废物，直接冲上来，用刺刀捅进了孩子的胸膛。 虽然致命一刀不是他捅的，但他参与了，他动手了。这就像一根毒刺，死死扎进了他的心里。从那天起，杨钦典变了。他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小萝卜头那张惨白的小脸。 他开始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帮人连孩子都不放过，我跟着他们，以后下了阴曹地府，有脸见列祖列宗吗？ 这种负罪感，成了后来那个惊天逆转的铺垫。 1949年11月27日。这一天，重庆的天空阴沉得像要塌下来。 著名的“1127大屠杀”开始了。渣滓洞那边火光冲天，枪声惨叫声连成一片。白公馆这边，大部分特务都去渣滓洞帮忙杀人放火了，只留下了杨钦典一个人看守剩下的19名革命志士。 这19个人里，就有罗广斌。 罗广斌平时早就看出了杨钦典的动摇，这时候，他发出了最后的呼喊：“杨排长，你也看到了，国民党完了！你还要给他们陪葬吗？你也有老母，也有家，不如立功赎罪，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杨钦典站在那里，冷汗直流。 一边是多年的军令如山，一边是内心翻涌的良知，还有那求生的本能。如果不放，等特务大部队回来，这19个人必死无疑，自己跟着跑，大概率也是当炮灰；如果放了，万一被发现，马上就是枪毙。 “杨排长，你要立功啊！”这句话像锤子一样砸在他心上。 终于，他做出了那个决定。 他跟罗广斌约定：“我把门锁打开，但是挂在上面不取下来。我上楼去观察，如果外面的警卫撤了，我就在楼板上跺三脚。你们听到声音，就冲出去！” 过了一会儿，楼板上传来了沉闷的三声响——“咚、咚、咚”。 这三声跺脚，是死神的丧钟停止了敲打，是生命的号角吹响了。 19名革命志士冲出牢笼，钻进了歌乐山的密林。几天后，重庆解放，这19个人，成了白公馆大屠杀中仅存的幸存者。 重庆解放后，杨钦典这心里是七上八下的。他知道自己是特务，是杀人犯，按那个时候的氛围，枪毙十回都不嫌多。 但他还是去重庆市公安局自首了，罗广斌陪着他去的。 在审讯室里，杨钦典老老实实交代了一切：他当过蒋介石的警卫，他在白公馆当过看守，他参与过杀害杨虎城和小萝卜头的行动。 说到小萝卜头的时候，这个七尺汉子痛哭流涕，没有半点隐瞒。 这时候，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人民政府面前：这个人，杀过人，但也救过人。这账怎么算？ 罗广斌等19名幸存者联名作证，向组织请求宽大处理。他们说，如果没有杨钦典最后的良心发现，他们这19个人早就变成了尸体，许多珍贵的党史资料也会灰飞烟灭。 功是功，过是过。 但在那个特殊时刻，大功足以抵大过。人民政府展现了极大的胸怀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经过慎重考虑，组织上认为杨钦典虽然有历史罪恶，但在关键时刻对革命有重大贡献，决定不予追究，宽大处理。 甚至，当时公安局还想留他在局里工作。 但杨钦典拒绝了。经历过这一场生死轮回，他看透了，也吓怕了。他说他想家，想回河南种地，想伺候老娘。 政府尊重了他的意愿，发给他路费，让他回了老家。 从此，那个手握枪杆子的特务排长消失了，河南郾城多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农民。 虽然法律上宽恕了他，但内心的法庭，杨钦典坐了一辈子的牢。 回到老家后，他过得并不安稳。文革期间，因为那段历史，他又被揪出来判了20年，直到1982年才平反。 但比起坐牢，更折磨他的是良心。 晚年的杨钦典，只要电视上放到关于重庆大屠杀、关于小萝卜头的画面，他就在那默默流泪。他常跟孙子说：“爷爷我有罪啊。” 1998年，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杨钦典重返重庆。 当他再次站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站在那些曾经熟悉的、如今变成冰冷墓碑的名字前，这个80多岁的老人哭得像个孩子。 他一遍遍地鞠躬，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2007年，杨钦典在老家去世，终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