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 这是一张让人不敢直视的照片，却又忍不住想要凑近看清那个红色的数字。 镜头定格在1937年11月24日，南京大屠杀发生前的那个凛冬。照片里的女人叫魏文全，那年她和那个举起相机的日本随军记者同龄，都是25岁。她穿着一件破烂的囚衣，胸口被粗暴地用红漆涂抹了一个巨大的“5”字。 乍看之下，你会觉得这是战俘营里的羞辱性编号，甚至连当时的围观百姓也是这么想的。日军这帮人，总喜欢在“战利品”上打个戳。但如果你仔细看她的眼神，那里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冷厉。她侧目盯着镜头，仿佛在看一个死人。直到21年后，那份绝密档案在1958年解密，我们才知道这个“5”字根本不是编号，而是一份让整个侵华日军背脊发凉的“死亡账单”。 要把这个账单算清楚，得先看看当时的大环境有多黑。同一时刻，《读卖新闻》的记者小俣行男伫立在南京街头，他的手剧烈颤抖，连手中的钢笔都簌簌抖动，似也在为眼前之景而战栗。他本来以为自己是来报道“皇军威武”的，结果眼前全是屠宰场。 那时候日军发明了一种恶心至极的“狩猎游戏”。小俣行男目睹，士兵们将抓捕来的中国女性肆意凌辱后，佯装释放她们。那一幕，是侵略者罪恶的铁证，亦是历史伤痛的沉重印记。等女人刚跑出十几米，以为捡回一条命的时候，背后的枪就响了。 士兵们吹着口哨，把这种背后射杀活人的行为当成打猎，杀完还要像处理野狗一样把尸体踢进水沟。小俣行男在笔记里记下了这些画面：江边机枪扫射战俘、拿活人练刺刀、丈夫面前轮奸妻子。但他一个字都发不出去。审查官的话很直接：只要胜利，不要真相。你敢写尸横遍野，明天失踪的就是你。 就是在这种连呼吸都带着血腥味的日子里，魏文全成了日军的噩梦。她不是什么待宰的羔羊，她是杭州留下镇女子便衣侦察队的队长，代号“5号煞星”。 1937 年夏到十一月的半年间，她始终未曾停下脚步。不管你是把她当成村姑还是小贩，只要你是个日军中队级的军官，被她盯上就别想活。 那个红漆写下的“5”，是她亲手送五个日本军官下地狱的战绩。日寇对她恨之入骨，全城遍贴悬赏告示，到头来却连她的一丝踪迹都没寻到。直到那年11月，在和日军“野副”部队的正面突围中，她身中数枪，血流干了才被摁住。 为了报复，日本人算是把畜生能干的事都干绝了。烙铁烫、竹签扎指甲缝、通电刑，甚至轮奸。他们想听她求饶，想看这个“女魔头”崩溃。结果呢？魏文全只有一句话：“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日军没辙了，最后在她囚衣上画了这个红色的“5”，拉到西湖边的刑场示众，想把她定性成一个编号、一个玩物。 行刑那天，魏文全已经被折磨得站都站不稳了。枪托重重地砸在她头上，血顺着额角流下来糊住了眼睛。但就在鬼子军刀举起来的那一瞬间，她突然昂起头，用尽最后一口气嘶吼：“中国不会亡！” 这一嗓子，直接喊穿了半个世纪。 1958年，东京审判的资料移交到中国手里，那个红漆“5”字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这从非羞辱，反倒是日寇亲手盖章，为她颁下的一枚顶级军功章。 而那个当年不敢说话的记者小俣行男，憋了一辈子，终于在1982年顶着被骂“日奸”的压力，出版了《侵略——中国战线记者的证言》。 当小俣行男那本泛黄的笔记，遇上魏文全那张冷笑的照片，两条平行线终于在时空中死死扣在了一起。一个用笔记录了暴行的底色，一个用命杀出了反抗的血色。 如今再端详这张照片，那抹红色的数字 “5”，依旧刺目扎眼。它提醒我们，当年的中国，不仅有哭声和尸体，更有这种硬得崩断了侵略者牙齿的骨头。 信源：没有不强奸的日本士兵,大部分强奸完就杀掉,日记者小俣行男回忆-百态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