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轮奸了黄美英，紧接着在她的下身灌入辣椒水，割去了她的双眼和双乳。当日军想要将黄美英的尸体拖出去时，她的头却猛的一抬，喊出了一句令日军毛骨悚然的话……   她的脸上全是血，眼眶空洞，声音却清晰刺耳，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一样。   日军愣了几秒，像是见鬼了一样，手里的绳子一松，尸体重重摔在地上。   那一刻，连天都沉了一下。   没人想到，这样一位普通女子，能在生命最后一刻给侵略者带来这样的震慑。   黄美英出生在1919年的广东台山，家里穷得连几分钱的学费都拿不出来。   她是家中长女，七个兄妹里最早干活的那个，十岁就能独自上山砍柴，肩膀被绳子勒出一道道血痕。   她没进过学堂，却每天蹲在村塾窗外听课，把听来的字刻在地上反复记。   就是这样的女孩，硬是靠耳朵和一根树枝，学会了识字。   她见过日本兵在村里抢粮食、烧房子，邻家大哥被一枪打死，尸体几天没人敢动。   那时候她才十几岁，心里的恨已经扎下了根。   1938年，广州失守，周边的村庄成了战火中的孤岛。   她十九岁那年开始给游击队送情报。   她把日军调动画在烟盒纸上，藏在鞋底，晚上披着蓑衣，趟着山路送出去。   有一次，差点掉进山沟，摔得浑身是泥，爬起来还不忘把纸抹干净。   村里人劝她别再去了，说她是个姑娘家，不值当冒这么大风险。   她回头一句话：不反抗，就等着绝种。   1941年，她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党员，担任妇女抗敌后援会会长。   她带着妇女们缝军鞋、磨豆腐、送物资，哪怕怀着身孕，也要背着干粮翻山越岭。   她的脚底起泡，血水泡在草鞋里，走一步漏一步，队伍却从几十人扩展到几百人。   她是后勤的骨头架子，更是游击队的眼睛。   到了1945年初，日军在珠江三角洲疯狂“扫荡”，她带着大队人马转移到西涌村。   这一仗没有枪响，却比枪响还刺耳。   国民党军队配合日军包围了村子，放话要黄美英出来，否则烧光全村。   她站出来，衣服上还有粮食袋的印子，跟着走了，没有说一句话。   她先被关在国民党驻地，几天后转交给了日军。   从那天起，她的世界就是一间黑屋子和一群魔鬼。   她被轮番凌辱，每次醒来都能看到自己身上新的伤口，指甲一片一片被拔掉，铁块烧红了按在背上，皮肤焦黑，疼得她咬破嘴唇。   日军拿辣椒水往她伤口里倒，眼睛被刺得睁不开，下身像火烧一样肿起。   她没有吭一声，只写了一封信给家人，说别忘了送冬衣，不提半个字苦难。   每一晚，电流穿过她的身体，肌肉抽搐，皮肤焦痕堆叠。   老虎凳夹住她的腿，加重的砖头让骨头咯吱作响，最后双腿肿胀变形，不能站立。   她始终咬住牙，没说出一个队员的名字。   日军知道从她嘴里得不到情报，决定处决。   她被拖到开平的刑场，身上几乎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   士兵用刀挑出她的眼球，血从空洞中喷出来。   接着割掉她的乳房，胸口成了一片血窟窿。   她被绑在刑台上，口里塞着破布。   刽子手一刀一刀地削下她的肉，从手臂、腿部、腹部，直到露出骨头。   血洒满刑场，地上是一滩滩红泥。   当他们以为她已经没有气息，准备把尸体拖走时，她的头忽地抬起。   她那一声喊穿透了山风，有人说她是在咒骂，有人说她是在找儿子，但没人能否认，那一刻，连鬼都听见了。   她死后，母亲找到了她残破的身体，用布包裹回家，埋在村外的山坡上。   没有墓碑，只插了一根她用来挑柴的竹棍。   后来日军几个参与刑讯的士兵，一个疯了一个暴毙，村里人说是她的魂回来了。   黄美英的事迹传遍珠三角，成为抗战根据地传唱的名字。   她不是宣传画上的英雄，也不是书本上的烈士。   她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女人，一个用血和骨头对抗侵略的普通人。   她的名字被刻进了江门的烈士碑，也写进了地方志的篇章。   每年清明，村民都会去她坟前放一束野花，孩子们问那是谁，老人会说，那是咱中国人的骨气。   七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她喊出的那句狠话，成了事实。   中国人赢了。   靠的不是谁的施舍，是像她这样的人，用命扛起来的山河。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的背影。   她死得惨，却活得硬。   她的身体被撕碎，可她的那一声喊，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回响。   黄美英活在历史里，也活在每一个记得她的人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