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作家沉樱正怀3胎，得知丈夫把全部家当3万块，拿去给戏子赎身。她不哭不闹，留下字条，丈夫却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沉樱坐在重庆的家里，手里攥着一封从广西寄来的信。 信里只说她丈夫梁宗岱，已经拿家里所有积蓄给一个粤剧花旦赎了身，还登报和对方成了婚。 桌上的瓷碗里，还温着给两个女儿留的米粥。 沉樱摸了摸自己隆起的小腹，那里还怀着第三个孩子，她没掉一滴眼泪，只是起身走进卧房。 她打开衣柜，把自己和两个女儿的衣服一件件叠好，塞进藤条箱子里。 收拾完行李，她找来一张纸，提笔写下一行字：此生不复相见，孩子归我，你自由了。 字条被压在客厅的砚台下面，她拎起箱子，牵着大女儿的手，抱着小女儿，一步一步走出了这个住了八年的家。 梁宗岱是在半个月后回到重庆的，推开家门的那一刻，他愣住了。 屋子里空荡荡的，桌椅板凳都蒙着一层薄灰，只有砚台下的字条格外刺眼。 他拿起字条看了一眼，瞬间涨红了脸，抓起桌上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 碎片四溅的声音里，他朝着空无一人的屋子怒吼：“拿孩子来要挟我？我可以再生！” 这场变故的源头，要从1941年底说起。 当时梁宗岱的父亲在广西百色病逝，他丢下怀孕的沉樱和两个女儿，独自回老家奔丧。 守孝的日子枯燥压抑，朋友见他心情烦闷，便拉着他去戏院看戏解闷。 台上的戏班子里，有个叫甘少苏的花旦，唱腔清亮，眉眼间却带着化不开的愁绪。 梁宗岱后来才打听到，甘少苏是苦出身，十二岁被卖进戏班学戏，十五岁就被当地一个恶霸强占。 没过几年，恶霸败落，她又被军阀钟树辉抢去做小妾，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 梁宗岱听了这些事，再看台上的甘少苏，心里竟生出一股强烈的怜惜。 他开始天天往戏院跑，不仅给甘少苏捧场，还私下里送钱送物。 一来二去，两人渐渐熟络，甘少苏终于鼓起勇气，求他帮自己脱离钟树辉的魔爪。 钟树辉得知后，张口就要三万块赎身费。 1942年的三万块，在抗战的大背景下，算得上是天文数字。 当时前线吃紧，后方物资匮乏，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几十块，够一家老小勉强糊口。 这笔钱足够买十两黄金，够普通人家安安稳稳过上几十年。 梁宗岱没跟沉樱商量半句，凑够三万块就找了钟树辉。 对方收了钱却反悔，不仅不放人，还派人把他揍了一顿。 梁宗岱索性找了当地的乡绅出面调停，软磨硬泡好几天，才终于把甘少苏从钟家接了出来。 甘少苏没地方去，只能跟着梁宗岱，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在当地报纸上登了结婚启事。 消息传开后，广西的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 远在重庆的沉樱，是从一个来重庆办事的广西同乡口中，听到这个消息的。 她没有去质问，没有去哭闹，甚至没有给梁宗岱写一封信。 她只是用最决绝的方式，带着三个孩子，彻底斩断了和这个男人的所有联系。 离开重庆后，沉樱先投奔了在成都的妹妹，没过多久，她就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是个男孩。 1942年的四川，同样笼罩在抗战的阴云下，粮食紧张，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 沉樱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日子过得举步维艰。 她没向任何人低头，白天去学校教书，晚上就在灯下写文章投稿，靠着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 她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告诉他们要堂堂正正做人，从来没在孩子面前说过梁宗岱一句坏话。 另一边，梁宗岱带着甘少苏回了百色，他辞去大学教职，隐居乡下，专心研究诗词和翻译。 他和甘少苏相伴了四十多年，直到去世，再也没有见过沉樱和孩子们。 抗战胜利后，沉樱带着三个孩子去了上海，她在复旦大学谋了个教职，日子渐渐稳定下来。 梁宗岱曾托人带话，想接他们母子去广州生活，沉樱只让带话的人转告，不必再联系。 后来沉樱去了台湾，又辗转定居美国，她把三个孩子都培养成人，个个学有所成。 儿子梁思明长大后，曾有人告诉他父亲的事，他只是摇了摇头，说自己的母亲，才是真正值得敬佩的人。 梁宗岱晚年的时候，偶尔会对着窗外发呆，手里拿着沉樱当年写的小说，一看就是大半天。 他和甘少苏没有再生孩子，那句“我可以再生”的怒吼，终究成了一句空话。 这场发生在烽火岁月里的婚姻变故，没有狗血的撕扯，没有拖沓的纠缠，只有两个女人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一个带着孩子，靠着自己的双手，活出了独立和尊严。 一个跟着爱人，隐居乡下，守着一方小院，过完了平淡的一生。 而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诗人梁宗岱，在散尽家财的选择里，终究是辜负了一个为他生儿育女的女人。 参考信息：《访梁宗岱故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