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古籍源头，结合实地勘探与古蜀地名佐证，一个清晰的结论浮出水面：《山海经》所载衡山，其原始指向位于古蜀核心区的新津老君山（又称修觉山、天柱山、天社山）；这座山同时也是古籍中频繁提及的霍山，更是《山海经》中神圣的昆仑之丘核心区域。

昆仑丘修觉山示意图（来自翔子史前推理师）

新津老君山（来自网络）

《山海经》锚点：古衡山“南海之内”的原始定位

《中山经》：“又东四十五里，曰衡山，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鸟多雊鹆。” 此处“青雘”是青色矿物颜料，“雊鹆”即八哥，尤为关键的是“多桑”的记载，蜀地是桑蚕丝织文明发源地（黄帝元妃蚕神嫘祖故里绵阳盐亭），新津及周边区域至今仍有桑林分布，相传雅安更是古桑源生地。这一“多桑”的植被特征，与新津老君山区域的上古生态环境高度契合。

《山海经.中山经》

《海内经》：“南海之内，有衡山，有山名三天子之都（昆仑之丘，笔者推论为修觉山老君山区域）。”此处的关键核心在于对“南海”的界定。我此前《山海经中南海在这里》《昆仑之丘旁边的赤水就是双流黄龙溪》等系列视频，以及《九州四海之“四海”指哪里》等文章中，已通过多维度考证得出核心结论：上古“南海”的核心区域并非今日的南海海域，而是西蜀南部新津、眉山、乐山一带——即上古“天下之中”（中国）广都平原南部的荒远之地（注：《山海经》中的“海”均非现代意义上的海洋，而是通“晦”，意为荒远边际之地，“四海八荒”的概念即源于此）。新津修觉山（老君山、天柱山、天社山）正处于这一“南海之内”的核心范围，与《山海经》“南海之内，有衡山”的记载精准吻合。

四海（来自翔子史前推理师）

《雲南黑水圖考》（来自网络）

先秦文献互证：衡山与古蜀荆州、三苗居地的地理关联

《战国策·魏策》中关于三苗居地的记载，为衡山的定位提供了清晰的方位参照。原文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这一记载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左洞庭，右彭蠡”的表述虽有方位差异，但核心地理要素完全一致，学界普遍认为是观测视角不同所致。我此前对“彭蠡”和“洞庭”的专题考证中，已通过详实的文献梳理与地域勘察得出结论：上古“彭蠡”并非今日的鄱阳湖，而是位于龙泉山与长秋山之间的上古水域；“洞庭”也不是今日的洞庭湖，而是彭山天柱峰下延伸数十公里的地下暗河洞穴系统（即长秋山地下洞穴群）。

彭蠡洞庭示意地图（来自翔子史前推理师）

左图为周礼，右图为逸周书（来自网络）

结合这一核心考证，“衡山在其北”的方位描述便豁然开朗——以三苗居地的核心地标“洞庭”（彭山北平山天柱峰）为参照，其北侧恰好指向新津老君山—修觉山一线，这一方位吻合性直接印证了新津老君山即上古衡山的核心结论。此外，《尚书·吕刑》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东汉郑玄《尚书注》引《后汉书·西羌传》文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此处“南岳”即先秦所指衡山，而姜姓炎帝部落的核心活动区恰在西蜀长秋山一带（请搜看近期我的炎帝故里邛崃雅安有关文章），进一步佐证三苗居地与古蜀衡山的地域关联性。

《战国策》（来自网络）

《周礼·职方氏》记载：“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逸周书·职方解》亦载：“正南荆州，其山镇曰衡。”两部先秦典籍均明确将衡山定位为荆州的“山镇”（即一州的标志性祭祀山脉）。而在我《古九州地图》系列视频的考证中，已通过多学科交叉论证得出：上古荆州的核心区域并非今日的湖北一带，而是位于龙泉山东南部的古蜀地域，与新津老君山的地理位置处于同一地理单元，进一步佐证了衡山与古蜀的地域绑定关系。

九州示意地图（来自翔子史前推理师）

值得补充的是，《淮南子·地形训》载“正南曰荆州，其山曰衡山，其水曰湘水”，这一记载将“衡山”与“湘水”作为荆州核心地理标识绑定，恰与新津周边古“湘江县”的地名遗存形成呼应；东汉高诱注《淮南子》时提及“湘水出零陵阳海山”，而上古“零陵”的原始指向并非今日湖南零陵，据《山海经·海内经》“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及郭璞注“今零陵营道县有九疑山”，结合我此前考证舜帝崩葬地在眉山彭山一带，可知上古“零陵”“湘水”均与古蜀地域相关，间接印证荆州衡山位于古蜀的结论。

《天下舆地图・成都府及西南州县地理局部图》（来自网络）

《龙鱼河图》对衡山的地理与神性特征记载更为详实：“衡山君神，姓丹，名灵峙……山周环有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这一描述与新津老君山（修觉山）区域的地理特征高度契合。新津老君山所属的长秋山系为低山丘陵地貌，千米以下峰峦连绵错落，周边大小山峰星罗棋布，与“七十二峰”的记载相符；区域内洞穴、泉眼、溪流密布，完全匹配“十洞十五岩，三十八泉，二十五溪”的自然禀赋描述。更值得注意的是，附近蒲江的太虚宫，与晋代罗含《湘中山水记》中“衡山为太虚之宝洞”的记载形成文化呼应；而赤帝（炎帝）的核心活动区恰在长秋山一带（我已通过系列考证推论：炎帝出生于邛崃、雅安区域，主要活动于西蜀大地，建都于眉山丹棱一带），这与《湘中山水记》“赤帝馆其（衡山）岭，祝融宅其阳”的记载完美印证。此外，从眉山地区留存的古地图来看，此处曾有“湘江县”的古地名，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区域与上古衡山文化符号的传承关联。

蒲江太虚宫地理位置（来自翔子史前推理师）

秦汉文献闭环：衡山=霍山=天柱山，锁定新津核心

进入秦汉时期，文献对衡山、霍山、天柱山的记载愈发清晰，三者的等同关系被明确界定，进一步锁定了其原始位置就在新津老君山（修觉山）区域。

《史记·封禅书》记载：“五月，舜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结合先秦文献对衡山与古蜀荆州的地理绑定关系可知，此处所指的“南岳衡山”，其原始位置绝非今日的湖南衡山，而是古蜀新津老君山（霍山、天柱山）。唐代大诗人李白亦有诗句“桂水分五岭，衡山朝九疑”，诗句中“衡山”与“九疑”的地理关联，恰与我此前的考证推论相契合——舜帝南巡驾崩的“苍梧之野”（九嶷山），就在眉山彭山一带由长秋山与龙泉山夹持形成的地域，进一步印证衡山与九嶷山在古地理认知中的相邻关系。而舜帝之妃娥皇、女英泪洒湘妃竹的“湘江”，亦有古地图佐证其原始指向就在这一区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明确记载：“湘江县，本汉武阳县地，后周置湘江县，隋废入新津县。”这一古“湘江县”地名的存在，不仅早于今日湖南湘水相关地名的明确记载，更印证了上古衡山文化符号在新津区域的传承——结合我在《古蜀水名考》中提出的“上古水名随部落迁徙而南迁”的规律，古蜀“湘江”与“衡山”的地名共生关系，进一步强化了新津老君山即上古衡山的结论。《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结合舜帝巡狩南岳（衡山）的记载，可推论“苍梧之野”必与衡山地域相近；而新津以南的眉山彭山区域，恰与这一地理逻辑完全吻合，形成了“巡狩衡山—崩葬苍梧”的完整历史地理闭环，进一步凸显了新津老君山的上古文明核心地位。

蜀川胜概图《修觉山》（来自网络）

汉代文献更直接厘清了衡山、霍山、天柱山的等同关系，为锁定新津老君山的身份提供了关键佐证。应劭《风俗通义·五岳》明确指出：“南方衡山，一名霍山。”这一记载有明确文献依据，且与学界对秦汉五岳认知的研究相呼应——需说明的是，关于衡山与霍山是否为一山，学界存在争议，如清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曾提出“衡、霍实二山”，但应劭的记载明确体现了汉代部分文献中“衡山=霍山”的认知。《尔雅·释山》载“江南衡”，晋代郭璞注云“衡山，南岳”，清代郝懿行《尔雅义疏》补充：“霍山与衡山，一山而二名也”，进一步强化了二者等同的观点。更关键的是，《广雅·释山》载“天柱山为霍山”，这三条文献形成完整证据链，清晰界定了“衡山=霍山=天柱山”的核心逻辑。此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霍”云：“霍，大山宫小山也”，新津老君山主峰挺拔，周边环绕数十座低丘小山，恰符合“大山宫小山”的地貌特征，与“霍山”之名的本义高度契合。西晋张华《博物志·地理考》亦载：“南岳衡山，一名霍山，在衡阳湘南县”，此处的“湘南县”虽后世多指向湖南，但结合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载“湘江县，本汉武阳县地（武阳即为今眉山彭山江口区域），后周置湘江县，隋废入新津县”，可知“湘南”“湘县”等地名存在迁徙流转的可能，进一步印证霍山（衡山）的原始指向在古蜀的推论。

老君山衡山示意地图（来自翔子史前推理师）

而新津修觉山（老君山）的别名体系恰好完整覆盖这三个名称：其主峰因山势挺拔如柱，古称“天柱山”；先秦至秦汉文献中所载的“霍山”，即为此山；后世因道家文化传承，又得名老君山、修觉山，同时因其上古祭祀功能，另有“天社山”之称（《道藏辑要》载，此处为“稠粳治”，东汉张道陵所立二十四治之一）。这种“一名多谓”的别名体系，与秦汉文献中衡山、霍山、天柱山的等同记载完全对应，彻底锁定了新津老君山即上古衡山的核心结论。（插入我的视频号霍山视频）（修觉山昆仑之丘视频）

需要补充的是，后世文献中出现的“南岳霍山”“天柱山”等记载（如《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登礼灊之天柱山，号曰南岳”），实则是上古地名随部落迁徙而扩散的结果——随着古蜀先民的东迁，“衡山”“霍山”“天柱山”的地名与文化符号被带入江淮、大别山（古大别山实为今龙泉山）等区域，形成了后世的地名遗存，这也解释了为何今日多地有“衡山”“霍山”之称，但追本溯源，其原始指向仍为新津老君山。

《图经》佐证与地名考古双重实证：颛顼关联与古蜀遗存的呼应

（一）《图经》记载与颛顼故里的地理契合

《图经》有载：“晋初衡山见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在州之东南，《春秋传》所谓楚子伐吴克鸠兹，至于衡山者也，今谓之横山。” 这一记载不仅为衡山的历史渊源增添了重要佐证，更与古蜀地域的颛顼文化脉络形成精准呼应。首先，文献中“衡山今谓之横山”的表述，恰与新津老君山（修觉山）附近蒲江交界留存的“横山”古地名形成直接对应——该地名历经千年传承未改，成为“衡山”原始指向此处的活态标识，印证了“衡山”与“横山”的名称演变关联。其次，记载中“衡山见颛顼冢”的信息，与颛顼故里的地理考证形成闭环：据史料所载，颛顼故里为若水流域，而考证表明上古若水流域核心区域正是今日的青衣江流域雅安荥经区域，该流域与新津老君山所在的古蜀核心区同属西蜀文明圈，地理上相互毗邻。颛顼作为上古五帝之一，其陵冢相关记载与衡山绑定，进一步说明新津老君山（上古衡山）在先秦时期的神圣地位，同时佐证了古蜀大地作为上古帝王活动核心区的历史事实，为衡山原始坐标锁定新津提供了帝王文化维度的关键支撑。

荥经与修觉山位置图（来自翔子史前推理师）

（二）地名与考古遗存的多重印证

新津老君山（修觉山、天柱山、天社山）周边密集分布的古蜀地名，构成了佐证其为上古衡山的“活态证据”。除前文提及的古“湘江县”“横山”外，周边的“华阳”“广都”“瞿上（穷桑）”（上古都城所在地，今双流、新津一带）、“黄龙溪”（对应《山海经》赤水）、“彭山”（关联上古洞庭洞穴系统）、“蒲”“邛”“峨眉”“天柱”“西河”“羊河”“黑水”“蔡山”“蒙山”“崃山”“崌山”“黄水”“华源”“凤鸣”“岐山”等地名，均与《山海经》《禹贡》《竹书纪年》等古籍中的地理记载形成呼应。这些地名历经数千年传承，未因时代变迁而彻底湮灭，反而形成了连贯的文化脉络，印证了新津区域作为上古文明核心区的历史积淀。（插入蚩尤羊马河视频）

此外，区域内的考古遗存也为这一结论提供了实物支撑。长秋山沿线发现的多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如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彭山江口遗址等），其中宝墩古城作为古蜀文明早期核心都城，其选址恰在新津老君山北侧约几公里处，符合上古“神山近都城”的祭祀与居住布局逻辑；遗址中出土的礼器，表明此处早在上古时期就存在成熟的祭祀体系，具备承载“衡山”作为上古祭祀神山的文明基础。同时，修觉上（老君山）周边的地下洞穴群、溪流泉眼等自然地貌，与《龙鱼河图》《湘中山水记》中对衡山地理特征的记载高度吻合，形成了“文献记载—《图经》佐证—地名传承—考古遗存—自然地貌”的多重印证闭环。

结  论：

地名迁徙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古蜀线索

从《山海经》的原始记载，到先秦、秦汉文献的互证，再到《图经》关于颛顼冢与横山地名的关键佐证；从新津周边密集的古蜀地名实证，到“昆仑之丘—衡山”的完整研究闭环，再到跨区域地名迁徙规律的佐证，所有线索均指向同一个核心结论：《山海经》中记载的衡山、霍山，其原始指向均为古蜀核心区的新津老君山（修觉山、天柱山、天社山、横山），这座山同时也是上古神圣的昆仑之丘核心区域。

“衡山”地名的流转历程，实则是上古部落迁徙与文明扩散的生动见证。明代汤显祖《游罗浮山赋》中提及“庐岳天子之障，衡山祝融之标，枢轴虽连于西极，经络未穷于南纪”，将衡山与“西极”相联系，而古蜀地域恰处于传统认知中的“西极”范围，间接印证了衡山原始位置的西蜀指向。作为地名与文化源头的古蜀新津衡山，其承载的祭祀功能、神山地位、帝王关联等文化内涵，随古蜀先民的迁徙而逐步传播至全国，形成了后世多地共享“衡山”“霍山”“横山”等地名的文化现象。这一历程的核心起点，始终扎根于古蜀大地。

新津老君山作为衡山、霍山、昆仑之丘的原始指向，其周边密集的古蜀地名、丰富的上古遗迹、契合的地理特征、与颛顼文化的深度关联，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起源于四川”的关键证据链。解开衡山的原始坐标之谜，不仅能纠正后世对上古地名的认知偏差，更能让我们重新审视华夏文明的起源脉络——古蜀大地并非传统认知中的“边裔之地”，而是以三皇五帝炎尧舜禹夏商周为主干的华夏文明的发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