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后的门打开了，尤兹的秘书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幻灯片让她脱口而出，“艾希曼！”
我从化妆盒里拿出几枝油笔，在一本旅行指南上给他画脸部素描，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纸。
现在，马尔金向自己保证，时机已经来临，艾希曼的好运气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天就是他的审判日。
绑架后艾希曼拷在床上躺了一整天，他拒绝吃喝，左脸不停地抽搐。
如果艾希曼有所警觉，发现周围老是出现同样的面孔，这次行动就可能受到威胁。
1959年，在一次他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上，他称艾希曼躲藏在科威特，这成了头条新闻。
1961年，时任以色列最高法院法官的兰多获任牵头一个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小组，审理艾希曼一案。
死者的骨灰最后在路上形成了“一座山一样的土丘”，其数量可要比艾希曼的骨灰多得多。
他尽可能块地给我们讲述了经过，从头到尾艾希曼都没有出事。
戈德曼·吉拉德解释道，艾希曼的骨灰只够装满一支两公升的容器。
阿伦特的成就最终落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上以及一些思想深刻的文章和包含哲理的传略。
当然，她最著名和最受争议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明白易懂，劲头十足的。
摩萨德特工称，在赫尔曼先生的协助下，他们已经追踪并找到了艾希曼的下落。
但艾希曼和其他纳粹头头们都认为枪杀的效率太低，浪费的子弹惊人。
“弗里德曼，你必须找到艾希曼。”他说。
但弗里德曼予以反驳。他说艾希曼被捕后，曾问以色列特工：“弗里德曼在哪里？”
艾希曼现在已经从镇静剂中清醒过来，尽管戴着护目镜，但他能感觉到周围气氛的改变。
她写到“人们不能从艾希曼那里获得任何恶魔般的，凶残的深度。”
接下来的日子我仔细研究了艾希曼的文件，并恍然明白了其中的难处。
艾希曼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德国人，只和德国人交往。”
七点半，我们的医生在艾希曼右臂上植入一针头，绑定后，衣袖下面连着一根管子。
几个月前，我们从党卫队档案中找到不少可以确定艾希曼身份特征的材料。
但是，10年后她发现艾希曼在以色列受审，她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汉斯审问的时间到了，艾希曼的眼罩头终于打开。
计划开始后不久，艾希曼前往东部检查执行情况。
五十年来，对于艾希曼的罪孽，人们始终无法找到满意的解释。但他给我们所留下的遗产却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