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士气啥时候崩掉的？一般认为是1949年初。

但早在三大战役前，国民政府高层就普遍认为军事上已经无力回天了。

而三大战役，不过是将国民党已经断掉裤腰带的裤衩子，给扒了下来。

抗战胜利时，国民党军总兵力达到430万人，陆海空俱全，装备精良。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只有127万，没有海军与空军，陆军装备与国军也有较大差距。

如此巨大的优势让蒋介石志得意满，宣称三个月解关内战事，六个月内肃清全国共军。

然而仅仅过去两年，国军死伤、被俘、失踪就超过300万人，损失步枪100万支，轻重机枪7万余挺，山炮、野炮、重炮1000多门。

在此期间，解放军没有任何一个纵队、一个师被全歼过。国军整编师（军）被围歼的案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被俘的中将军长、中将师长，一抓一大把。

1948年6月爆发的豫东战役，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更是首次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完整兵团，俘虏兵团司令区寿年及以下9万余人，打破了国军“兵团级部队不可被全歼”的幻想。

区寿年兵团被围歼时，黄百韬兵团也陷入华野重围，邱清泉兵团救援，屡遭阻击。

老蒋急了，调胡琏、吴绍周兵团北上增援。这种被白崇禧称为“挖肉补疮”的指挥，被中野抓住有利战机，发起襄樊战役，又解放襄阳、樊城等地，活捉了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及以下2万余人。

豫东战役和襄樊战役后，国军被压缩在徐州、武汉、郑州等少数大城市，中原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则被解放军控制。

蒋介石平时也研究哲学，知道量变引发质变的道理。当年一个整编74师就能直插鲁中腹地，如今国军必须几个兵团同时行动，才能保证不被围歼。要是再不做出改变，士气就崩了。

于是在1948年8月3日，蒋介石召开军事检讨会议。国民党所有实权派军事将领，包括一线的军长都赶回南京开会。

老蒋搞这么大的阵仗，主要是为了压下不满、统一口径、维系表面团结。同时群策群力，激发斗志，解决困局。结果却适得其反。

第一天的会议，老蒋自我检讨，承认统帅部指挥失当，会议气氛还算和谐。

到了第二天，需要具体讨论各主要战役的得失了，氛围突变，前线将领纷纷甩锅，吵翻了天，老蒋只得草草宣布散会。

第三天，国防部长何应钦公布国军伤损报告。具体数字前面说过了。虽然国军兵力还保持在360万左右，但新兵占了一半，另有20%是地方杂牌部队，装备差、无协同能力。真正具备战斗力的中央军嫡系王牌，也就100来万。

何应钦还没念完，台下已经一片哗然。有将领抱怨道：“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那样一点力量，打了10年都解决不了。现在他们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力量，我们遭到如此重大损失，这个仗还怎么再打下去？”

由于报告中的损失，大部分是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时的“战绩”。将领们便将怒火全对准了陈诚，有人甚至喊出“杀陈诚以谢国人”。

地方派系更是借机发泄，他们表面骂陈诚，实则是影射陈诚背后的蒋介石。

陈诚的“土木系”将领也不是吃素的，立刻反将一军：“豫东之战，区兵团9万人被歼，这账该算在谁头上？”

一句话又把矛头指向了何应钦，搞得何应钦十分尴尬，站在台上半天说不出话。

老蒋当天不在，主持会议的顾祝同见现场失控，只得再次草草宣布散会。

第四天，蒋介石主持会议，刚从新疆调回华中的宋希濂发言：“我沿途碰到许多团营级军官，他们问我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我无言以对。”

宋希濂还提到士兵的困境：物价飞涨，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军官亦难以维持生计。

这番讲发言引发共鸣，白崇禧站起身，提了几条具体建议，如停发废纸不如的法币，改用银元发饷银，保障官兵生活；废除绥靖区，打造快速反应部队；严禁越级指挥等。

傅作义附和，提出“华北战场单独统筹，避免统帅部遥控”

有人小声议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但不让蒋某人越级指挥，那是不可能滴。结果白崇禧、傅作义的建议被束之高阁，这场大会只确定了几个无关痛痒的整改措施。如确定“黄河以北守势、黄河以南攻势”的总体策略，撤销几个实力较弱的绥靖区，组建四个机动野战兵团、完善后勤补给体系等。

事后来看，这次军事检讨会议还不如不开。

如果不开会，不检讨问题，国军也许还能像鸵鸟，再撑一段时间。

开了会，找出了问题，却又拖着不解决，失败情绪自然在国军内部快速扩散。

9月24日，华野解放济南，全歼守军10.4万余人，并俘虏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

解放军展现出的大兵团攻坚、围歼、打援一体的硬实力，让国军此前尚存的一丝战场侥幸被彻底击碎，就连一直嚷嚷着要跟解放军正面决战的邱清泉、黄百涛，也刻意避免与华野硬碰硬。

淮海战役期间，杜聿明（左二）与邱清泉（左一）在前线慰劳

为了提振士气，老蒋决定梭哈，把国统区中产及以上群体的钱，全部搞出来，拿到前线去打仗。

这就是著名的金圆券改革。

但因为国府并没有充足的“硬通货”及外汇储备，造成市场物资奇缺，物价飞涨，黑市猖獗。金圆券也急速贬值，还不如法币呢。

那“硬通货”去哪了呢？被老蒋搬去台湾了。

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蒋介石亲自飞到北平指挥锦州争夺战。

闲暇之余，蒋介石找傅作义等人讲话，说他料定八年后美苏必有一战，战争的结果必定是美国胜利。美国赢了，我们也胜利。

这话乍一听，感觉是给大家打气。当时抱着类似想法的人还不少，傅作义就是其中之一。傅作义后来认为坚定守住天津就有办法，无非是认为美国是没时间管中国的事，只要美国盟友出手，甩几颗原子弹，谈笑间，苏军和解放军灰飞烟灭。

再不济，美国天兵从天而降，解放战争也存在无限延长的可能。

可问题是，美国人不是散财童子。杜鲁门政府看不到获胜希望，不会蹚这摊浑水。

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态度摇摆不定的美国，这不是在打气，而是说丧气话，等于承认国军摆不平解放军了。

10月9日，也就是国军“东进兵团”进攻塔山防线的前一天，蒋介石预感战局失控，密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商谈如何将将央行金库中储存的“硬通货”安全地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台湾。

这次谈话属于最高机密，仅蒋介石、蒋经国、宋子文、俞鸿钧等少数人知情。在老蒋看来，尽管国民政府还控制着半壁江山，但大陆已经不安全了。

辽沈战役刚结束，华野、中野即在中原战场发动淮海战役。

老蒋心里门清，即便徐蚌战场能侥幸取胜，也不过是苟延残喘。过不了几个月，东野百万大军入关，那将是更大规模的、160万对80万的淮海战役。国军毫无胜算。

于是在黄百韬兵团覆灭的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

这时候的蒋介石已经开始考虑放弃大陆，另起炉灶，经营他认为“单纯环境”的台湾。

等待装船的金属锭

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向西南沿永城、涡阳撤退。华野以七个纵队，30万人发起追击和拦截。

第二天，老蒋一面空头指令，要求杜聿明解救黄维兵团。一面命令俞鸿钧将上海外滩央行地下金库的200万两黄金、400万银元，秘密运往台湾。

在蒋介石看来，无论杜聿明能不能救出黄维，邱、李、孙、黄四个兵团能不能退守淮河防线，国军都是败局已定。当务之急是将真金白银赶紧运走。

1949年1月，又有合计150万两黄金、3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自上海秘密运台。

与此同时，大批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蒋介石还派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亦受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直至蒋介石隐退、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的半个月后，他还在抢运黄金、白银、美钞。

2月17日，李宗仁发现国库被搬空，立即命令陈诚将黄金运回来，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大有保住半壁江山的意思。

但老蒋已经打算另起炉灶了，国府剩下的半壁江山，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不关心。

最终，黄金没有运回来，李宗仁的命令只是废纸一张。

试想，连蒋某人都破罐子破摔，国民政府的根基都被他掏空了，残存的204万国军又怎么守得住长江防线？

至于李宗仁，他接手是一个民穷财尽的烂摊子，又怎么指挥得动前线国军？皇帝还不差饿兵呢。

1949年4月23日，南京近郊传来隆隆炮声，李宗仁心灰意冷，乘专机告别南京，回到广西老家。

与李宗仁不同，白崇禧倒是干劲十足。他手上还有四个兵团，40万人。

然而这只是纸面兵力，其中真正听命于白崇禧的桂系部队只有20万人。

面对二野、四野的几十万大军，白崇禧确实设计了一个青树坪战役，通过设伏取得了一定战果。

但青树坪只有一次，无法改变战争走向。

白崇禧的军事失败，主要是他没有清晰的战略思路，将希望寄托于美国，打根儿上就不切实际。

1949年10月，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向李宗仁传达老蒋的意思，让李宗仁“知难而退”，公开呼吁蒋介石复位。

李宗仁不甘心退位，遂电召白崇禧到重庆商议对策。

结果李宗仁万万没想到，白崇禧非但不帮忙，反而借机向蒋提条件，说只要让他当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可以逼李下台。

李宗仁简直怀疑白崇禧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他老蒋别说让你白崇禧当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就算给你当大总统，你能指挥谁？是胡宗南、是宋希濂、是汤恩伯？还是卢汉、刘文辉？

事情的结果，老蒋轻松离间桂系。李宗仁黯然离开大陆，此后飘零至香港、纽约，最后选择落叶归根，回到北京。

白崇禧则是一无所获，既败光了手上的筹码，也没坐上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的位置。

有白崇禧做样板，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纷纷起义，拒绝与老蒋“共患难”。

1950年5月19日，三野解放舟山群岛。至此，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结束。

虽然我们总说蒋介石人菜瘾大，但又不能不承认，国民党完全就是拼盘式政党。蒋介石之于国民党，算是一个粘合剂。

老蒋在，嫡系绝对听命，杂牌不敢公然抗命，国军还能勉强跟解放军周旋几下子。

老蒋不在，国民党立刻陷入权柄真空、群龙无首的状态，瞬间土崩瓦解，如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