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特朗普任期结束后能不能全身而退，他留下的烂摊子总要有人收拾，对于美国下一任总统而言，这必然会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最近几年，无论是俄乌冲突的长期化、日本插手台海问题并上升为“生存性危机”，还是美国在北极、格陵兰和西半球愈发直白的地缘支配冲动，都在反复提醒世人：那个以规则为中心的旧秩序，已经很难再自动运转。
表面上看，世界似乎正在滑向一个以强权为中心、规则退场的“丛林时代”。武力威慑重新回到政治核心，地缘位置再次压倒制度承诺，国家开始更多依赖硬实力而非规则协调来保障自身安全。
如果仅从现象出发，这一判断并非毫无道理。但如果把这一切简单理解为“多极化到来后必然伴随的丛林法则回归”，其实反而低估了一个真正关键的变量——美国自身的变化。
问题并不在于世界“失去了霸权”，而在于霸权国家不再愿意、也不再稳定地承担秩序维护的责任。
过去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种由美国主导、并愿意为规则付出成本的体系。而当美国这个核心节点开始主动“去规则化”，将制度、盟友与承诺视为可交易、可重新定价的工具时，其外溢效应自然会迅速扩散。
换句话说，今天的“丛林化”趋势，并不是一个去中心化世界自然生成的结果，而是由秩序核心国家自身行为变化所触发的系统性后果。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丛林时代”未必是一个历史终局，而更像是一个窗口期。
如果未来美国政治方向发生转变，比如特朗普下台、出现一位强调制度修复、多边合作与国际声誉的新总统，世界并非没有回调空间——尽管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欧洲可能重新被拉回规则轨道，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多边治理等议题也可能重新获得政治能量。
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如果MAGA派长期主导美国政治，并持续助推全球右翼民族主义的共振，那么这种“规则退场—强权回归”的逻辑，确实有可能沉淀为新的底层结构、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欧洲的处境尤为具有代表性。无论是在格陵兰问题上对美国意图的被动反应，还是在贸易与安全议题上的反复迟疑，欧洲都很难被简单归类为“深谋远虑的战略克制”。
更接近现实的描述是：欧洲正在衰落中被迫觉醒，但觉醒本身又高度不彻底。
一方面，欧洲的被动确实反映了能力与意志的同步下滑。安全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使其缺乏独立行动的底气；贸易与产业政策上，成员国各自为政，一旦涉及成本分摊或风险承担，内部协调立刻变得异常艰难。
如果这种被动只是偶发，还可以被解释为策略选择；但当它在多个关键议题上反复出现时，就更像是一种结构性困境。
但另一方面，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又以一种极不体面的方式“叫醒”了欧洲。特朗普对盟友的态度是赤裸裸的交易逻辑：要么付钱，要么让位，否则就别指望美国兜底。
这种方式对欧洲的冲击极大，却异常直接——它第一次让许多欧洲国家意识到，美国的安全承诺并非制度性资产，而是一项随时可能被重新定价的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并非完全沉睡，而是在衰落已经发生之后，才被迫睁开眼睛。
问题在于，这种觉醒来得太晚，也太慢。欧洲对风险的认知正在迅速提升，但将认知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却严重不足，于是出现了一种尴尬状态：口头上高频谈论“战略自主”，实际行为却愈发谨慎、防守，甚至拖延。
这种状态既不是彻底躺平，也远谈不上真正站立起来，更像是意识到寒冬已至，却还没来得及添衣。
如果说欧洲的觉醒尚在途中，那么中美关系则呈现出另一种更为“冷静”的结构性变化。
2025年中美经贸战在多轮你来我往后暂时画上休止符，并不意味着冲突消失，而是意味着一种互毁型经济相持已经成形。这种相持逻辑，与冷战时期的“相互确保毁灭”在本质上高度相似，只是载体发生了变化。
当年，核威慑依赖的是导弹发射井与战略核潜艇；今天，中美之间的相互制约则嵌入在稀土精炼能力、芯片制造设备、关键供应链金融与跨国企业网络之中。
美国无法承受稀土长期断供的系统性冲击，而中国如果被完全切断高端芯片供给，同样会面临巨大约束。双方在不同关键节点上形成了结构性优势，也在2025年的多轮博弈中，真实地测试并验证了这些手段的代价。
正是这种高成本、可验证的相互制约，构成了新的稳定基础。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会停止试探。相反，在明知“互毁代价巨大”的前提下，他仍可能在边缘地带不断施压，通过局部管制、投资审查与技术封锁来积累谈判筹码。
正如一句形象的比喻所说：特朗普心里清楚天花板在哪，但仍会隔三差五拿着棍子去戳一戳。
这一切最终都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遭遇一次重要检验。从选举结构与民调趋势来看，中期选举确实可能成为特朗普的“制度性刹车点”。
最高法院就加州重新划分选区的裁决，基本抵消了共和党此前在德克萨斯州通过重划选区获得的制度性优势；而无论是经济议题，还是移民、治安等特朗普曾占优的社会议题，共和党的整体支持度都在走低。
民主党重新拿下众议院的可能性正在上升，甚至不排除参议院也出现风险。
如果这一局面成真，特朗普后两年将高度接近“跛脚鸭”（Lame duck）状态，处处被民主党掣肘，施政空间被明显压缩，部分既有成果也可能被国会逆转。但需要警惕的是，内政受限并不必然意味着对外降速。
相反，特朗普是否会更频繁地动用行政权力，将政治能量外溢到外交与安全领域，仍存在不确定性。至少从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授权法案》来看，即便继续对外强硬，其资源聚焦点仍然主要集中在西半球，而非全面扩张式的全球施压。
也正是在这里，“能否回到-前特朗普时代”的问题显得尤为关键。即便中期选举后特朗普被制度性约束，整个世界，美国本身，乃至中美关系，也几乎不可能真正回到“前特朗普时代”——因为他们都被特朗普给永久且彻底的改变了。
原因并不复杂：特朗普已经把一件事演绎得足够清楚——美国政策本身是不稳定的，会随着政府更迭发生剧烈摇摆。这一认知已经被其他国家完整吸收，并写入了各自的战略判断。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并非根源，而是症状。他将美国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如政治极化、对外责任厌倦、成本敏感上升等，一次性暴露在聚光灯下。
各国因此做出的调整，并不是针对特朗普个人，而是针对美国作为一个不再完全可预测的战略变量。这些调整已经深入到安全、经济与外交层面：减少单点依赖、降低供应链风险、更多采取对冲而非押注。
因此，哪怕特朗普之后的新政府在某些政策上做出修正，世界也只会看到风格上的回调，而非对美国角色的重新信任。
规则是否回归，取决的不只是美国说了什么，而是它是否愿意、也是否有能力，重新为规则承担长期而稳定的成本。
在此之前，世界更可能继续在“规则失效但尚未完全崩塌”的中间地带，摸索前行。
文｜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政治科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