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陈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仪陇县委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整理地下党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席懋昭的人，曾在1935年护送陈云去上海，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
 
 
1983年4月，北京。一封来自四川仪陇县委的信件，被送到了陈云的办公桌上。
 
 
信里说，他们在整理当地地下党的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席懋昭的人。
 
 
档案记载，这个人曾在1935年护送陈云从四川前往上海，1949年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监狱。信写得很有分寸，目的也很明确，就是想请陈云核实一下，档案里的这些情况是否属实。
 
 
陈云看完信，很快委托秘书给四川省委组织部回了一封信表示确认，信里最后补了一句：如果席懋昭当过灵关小学校长，那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几个月后，四川省委组织部又寄来了一封信。这回不光是文字材料，还附了席懋昭本人的照片。
 
 
信里说，经过查阅历史档案，已经确认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确实担任过四川天全县灵关小学的校长。
 
 
陈云拿起照片看了一眼，脱口而出：“就是他，就是他，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
 
 
那一年陈云已经78岁了。五十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随着这张照片一下子涌回了脑海。
 
 
1935年5月底，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在泸定城开了一个会。会议决定了两件事：一是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二是派陈云离开长征队伍，秘密出川前往上海。
 
 
当时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已经断了半年多，上海的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陈云此行的任务是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并设法与共产国际重新建立联系。
 
 
这个任务有多危险，从灵关到上海，要经过雅安、成都、重庆，沿途全是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的关卡。
 
 
陈云是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地面上只要一开口就暴露身份。没有可靠的人护送，根本走不出去。
 
 
中央最后选定了一个人——灵关小学的校长席懋昭。
 
 
席懋昭是四川仪陇人，跟朱德是同乡。1912年出生，15岁考上仪陇中学，因为领导学生运动被逮捕过，在押解途中脱了险。后来化名到成都读书，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再后来因为叛徒出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辗转来到天全县，靠着大哥的关系当上了灵关小学的校长，他妻子贺伯琼也是地下党员，在学校当教导主任。有了这层身份作掩护，席懋昭一直在当地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红军到了天全县，席懋昭带着游击队去迎接，给红军先遣队带路，避开大路上敌人的重兵，抄小路把部队带到了灵关。紧接着，他就接到了护送陈云出川的任务。
 
 
出发那天，陈云化装成小学教员，席懋昭走在前面带路。一行人攀上山路，穿原始森林，走悬崖峭壁边上的羊肠小道。走了五六天，终于到了成都。
 
 
成都城里到处都是岗哨，戒备森严。席懋昭机灵地应付着各种盘查，护着陈云进了城。进城之后两人分开行动——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去找了美丰银行的董事长胡公著。
 
 
胡公著一见面就说风声紧，不能多待。陈云在胡家歇了一夜，第二天按照出发前跟周恩来约好的暗号，托人到《新新新闻》报馆登了一则启事：“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则启事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安全到了成都。
 
 
随后陈云和席懋昭又赶往重庆。到了重庆，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信找到了刘伯承弟弟开的药铺，在那里住了下来。
 
 
几天后，去上海的船票买好了。重庆朝天门码头，陈云要上船了，两人互道珍重，就此分别。
 
 
陈云上了船，顺江而下去了上海。席懋昭则返回雅安，继续他的地下工作。
 
 
护送任务完成后，席懋昭的日子并不好过。敌人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到处在抓他。他先后四次被捕。
 
 
1948年3月18日，席懋昭在雅安被特务逮捕，被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面对酷刑，他始终没有出卖过一个战友。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三天，席懋昭和两百多名难友在渣滓洞监狱被国民党特务集体枪杀。那一年他37岁。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托人打听席懋昭的下落，一直没有消息。直到1983年仪陇县委的这封信寄到北京，他才知道——那位在1935年陪他走过几百公里险路的年轻校长，已经在35年前倒在了渣滓洞的刑场上。
 
 
陈云亲笔写了一份证明材料，一共700多字。在材料的末尾他写道：“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