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喜欢华国锋？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华国锋会做群众工作。

1976年2月，周总理逝世一个多月后，根据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二十多年前，他在湖南湘阴当县委书记，天天碰的是土改、生产、救灾、粮食和基层干部。
职务已经换了几层，毛主席对他的使用却一直有一条很清楚的线索：这个干部愿意往下面走，能够摸到实际情况，也能把事情一件件落下去。

1949年南下湖南时，华国锋接手的湘阴，新政权刚刚建立。
剿匪、建政、土改、救灾、恢复生产同时展开，县里干部有限，许多工作离开农会、基层干部和农民组织就推不动。华国锋长期下乡，发动群众，调查土地、生产和生活情况，再把任务分解到区、乡和村。

调到湘潭以后，他仍沿着这条路工作。
1955年农业合作化加速推进，农户是否入社，耕牛和农具怎样使用，干部会不会办社，生产能不能稳住，都要在村里解决。华国锋抓调查、抓典型、抓生产，再把基层做法整理出来。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他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的经验。

毛主席此时正在密集了解各地农村情况。
华国锋带到上级面前的，不只是“完成了多少任务”，还有这些任务在村里究竟怎样运转。

到了“大跃进”时期，浮夸风和高指标抬头，一些地方报出的粮食产量越来越高。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湖南经济情况时，从田地、耕牛、劳力等条件谈起，认为一些高产数字脱离实际。毛主席后来肯定他讲老实话。

在地方工作中，这种“老实”有实际后果。报表上的数字如果失真，上级据此定粮食、定指标，压力最终还会落回生产队和农户。华国锋多年下乡形成的习惯，是先看地里的收成、村里的劳力和干部实际能办到什么，再把情况往上报。

1961年，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组织调查组深入农村，要求既看好的生产队，也看差的生产队。
两年后，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和华国锋去了广东考察农业生产。他们没有守在湖南听层层汇报，而是跨省看别人怎样种、怎样管、怎样组织生产，回来后形成报告。

1963年12月13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指示，将这份报告转发全国。
指示要求各地主动调查、学习、比较，再结合本地情况办事，还批评固步自封和不愿调查的作风。华国锋在湘潭时期形成的那套办法，此时已经从一个地委的工作习惯，进入中央要求各地干部采用的调查方法之中。

华国锋后来在湖南主管农村工作，又参与农田水利、农业生产和地方工业等事务。工作越往上走，他仍不断到生产一线了解情况。熟悉基层，使他知道政策到了县、社、队以后会卡在哪里；长期组织农村工作，也使他熟悉怎样调干部、抓进度、处理具体困难。

但毛主席没有把这种能力当成全部。
1971年华国锋调到国务院后，一次汇报仍谈了很多农业问题。毛主席随即提醒他，光懂农业不够，还要过问更广的党政军工作。

几个月后，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1973年进入中央政治局后，他继续协助周总理抓农业，同时增加国务院事务；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工作伸到政法、科学等领域。

从县里发动农民，到中央处理政务，中间缺的正是这一步。
群众工作让华国锋进入毛主席长期观察的范围，却不能自动把一个农村工作干部变成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1971年以后几年的岗位调整，实际是在补他的中央事务、政法和军事经验。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2月，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4月，根据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他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此时交到他手里的，已经不是湘潭几个县的合作社和粮食生产，而是全国性的政务。

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

地震后，华国锋立即组织紧急会议，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8月4日，他赶到唐山察看灾情、部署救援、慰问受灾群众。

二十多年前在湘阴，他面对过地方救灾和生产；二十多年后，面对的是一座工业城市遭受重创后的全国性救援。桌上的文件越来越厚，处理事情的起点仍落在几件具体事上：人在哪里，灾情有多重，干部能调多少，眼前最急的事情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