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49岁胃癌晚期患者，抱着一线生机，报名参加一款新药的临床试验。谁料，患者输完药当晚突发脑出血，做完手术，在ICU救治1个多月后还是离世了。家属认为，当初并没有被告知大出血这类致命风险。况且出事之前，药企刚签署了一份科研伦理承诺书，保证把试药患者的安全放第一位。事后，有记者联系药企询问情况，没想到被高管怒怼：滚开，烦死了！

这件事发生在2026年3月2日。49岁的占某，胃食管结合部腺癌晚期，在上海长海医院入组了深圳易慕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慕峰”）开展的CAR-T细胞临床试验，药物代号IMC002。

他的妻子程女士说，丈夫是一家公司的高管，确诊后经历了全胃切除、6次化疗、二线治疗，一直在搏最后的机会。

医生推荐CAR-T临床试验时，他跟丈夫说“效果好的话，可以不用经常来医院”。占某对这个疗法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希望治好了回去上班。

2026年1月14日，他签了《受试者主知情同意书》，正式入组。

入组检查显示身体各项指标都没问题。2月25日到27日，他完成三天的清淋化疗。2月28日、3月1日两天休息，身体状态平稳。3月2日中午11点，医院对他进行CAR-T细胞回输。12点12分，回输结束。

下午三点多，他还能跟人交流、吃东西。可到了晚上7点半，程女士发现丈夫叫不醒了。医生查体，双侧瞳孔散大，头颅CT显示双侧大脑半球硬膜下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疝。当晚，他被推进手术室做开颅手术。

术后长期昏迷，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4月26日，占某在上海长海医院ICU去世。

《知情同意书》，到底写了什么？

程女士和丈夫逐条看过那份《知情同意书》。里面提到了“CAR-T相关出凝血疾病”等不良反应，但从来没有出现过“颅内出血”“脑疝”这样的字眼。

她后来反复问自己：“如果写这么个风险，谁会同意？”

医生当时反复强调的主要风险是细胞因子风暴，说有成熟方案应对、风险可控。对于占某来说，这就像一场信息不对等的赌局。牌桌上的风险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可控”，而真正的致命一击，是之后才被揭示的代价。

3月3日上午9点，医院作出临床试验严重不良事件首次报告，判断该事件为非输注反应，与试验药物IMC002不相关。

程女士不认可这个判断。“他输药当天就脑出血了，如果没有输药，他能忽然间昏迷吗？”她的认知朴素而锋利：时间上的先后，无法用一句“不相关”来抹平。

一句“滚开，烦死了”，撕开了伦理承诺的遮羞布

9月2日，时代周报记者就此事致电易慕峰董事李佳昕。

电话那头劈头盖脸甩过来六个字： “滚开，烦不烦啊！”

更讽刺的是时间线。仅仅一个多月前——2026年7月26日，易慕峰董事长孙敏敏刚在一份行业自律倡议书上签了字。

91位CGT领域企业创始人联名倡议：“患者生命健康高于一切。在任何涉及人体的临床研究或试验中，必须严格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及相关伦理规范，确保受试者充分知情、自愿参与，并对其安全置于首位。”

签字墨迹未干，一位受试者已经在ICU里走完了最后一程。而当记者拨通电话时，“滚开”两个字，比任何声明都更诚实地暴露了这家公司的底色。

“人道主义补偿”

程女士说，死亡发生后数月，易慕峰提出了一份“人道主义补偿”方案。她直接拒绝了。“‘人道主义’这四个字本身就是在规避药物责任。”

她的诉求清晰：要求按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赔偿。而药企方的立场同样清晰：他们认为这是疾病自然进展或并发症所致，跟药物没关系。

上海长海医院伦理委员会被记者问及此事时，回应是“对这个事情不是很了解，无可奉告”。一家三甲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对发生在自己院内的严重不良事件“不了解”。这个“不了解”，比任何失职都更让人后背发凉。

2019年，苏州中院审结了一起类似案件，试验公司和医院共同担责七成，赔偿家属70余万元。2025年初，一名6岁女童在上海新华医院参与基因编辑疗法的临床试验后死亡，试验在未充分披露风险的情况下开展。

每一起悲剧都在提醒：临床试验的核心矛盾，从来不是“药物有没有效”，而是“风险有没有被充分告知”。当医生向你推荐临床试验时，他说“效果可能比较好”，但可能不会告诉你那“7个小时后突发脑出血”的概率是多少。

当你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时，你看到的是密密麻麻的医学术语，而不是“你可能在当晚就再也醒不过来”这句话。

49岁的占某走了，留下一份没写全风险的知情同意书、一个“滚开”的电话、一封签过字的伦理承诺书。

他以为自己签的是一份生的希望，实际上他签的是一份连风险都没写全的免责声明。当试验结果变成招股书里的漂亮数据时，那些数据背后的人，已经躺在ICU里永远醒不过来了。

案例来源：红星资本局 202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