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 10 月 8 日，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被押赴刑场，临刑前，林柏生一边摘下自己的眼镜，一边写给妻儿的遗言，他还写下八个字：革命救国、科学救国


1946年10月8日下午，南京老虎桥监狱。
曾任汪伪行政院宣传部长的林柏生从“忠”字监死囚牢被提出，带到刑场旁临时设置的法庭。监刑检察官已经带来行刑令。

现场记者龚选舞后来记下了这个时刻：林柏生手里拿着一本西文书，还戴着那副无框眼镜。

听完执行通知，他请求写几个字。
在书的空白扉页上，他写给妻子徐莹和几个孩子留念，抄下四句诗，末尾署明“十月八日下午二时五十分”。接着，他又在封面内页写下八个大字：“革命救国、科学救国。”写毕，他向监刑人员说完话，才摘下眼镜交出去，随后走向墙角。

五个月前，首都高等法院已经判他死刑。

1946年3月12日，司法院对《惩治汉奸条例》作过解释：仅在伪组织或所属机关任职，如果没有通谋敌国的情事，不能径直以相关重罪论处；任职者是否借助敌伪势力做出有利敌伪、不利本国或人民的行为，要结合任务性质、执行手段等具体情形判断。

林柏生受审时，检方摆到法庭上的也不只是一张官职表。

1938年底，汪精卫离开重庆，公开走上对日妥协之路。12月底，“艳电”在香港《南华日报》刊出。次日，这家报纸又刊登社长林柏生撰写的《汪先生之重要建议》，继续为汪精卫的主张造势。国民党中央随后开除汪精卫党籍，香港报贩公会也抵制《南华日报》等报纸。

1939年1月，林柏生在香港遇袭受伤。政治压力和人身风险都没有让他退出这条路线。1939年7月，汪精卫集团在上海恢复《中华日报》，林柏生任社长。同年11月又设“中华通讯社”，1940年5月改名“中央电讯社”，直属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

报纸、电讯社和宣传机关逐渐连成一套长期运转的传播系统。
林柏生后来出任行政院宣传部长，文章、演讲、出版和对外宣传都进入他的职务范围。

他还曾随汪精卫赴日参加相关政治活动。
几年间，他的身份从报社主持者变成伪政权宣传行政系统的部长，他所处的宣传体系也从一份报纸扩展到报纸、电讯社和行政机构。

战场上，日本军队仍在占领中国大片土地；南京的伪政权却不断用“和平”“亲善”之类词语包装对日合作。林柏生没有指挥部队作战，他手中的工具是报纸、通讯社、讲话和行政职位。1944年汪精卫死后，他转任伪安徽省省长。

日本投降时，他已经不是宣传部长，此前数年的宣传活动却成为战后审判时追查的内容。

1945年8月，汪伪政权垮台。林柏生随陈公博等人逃往日本，后来被押解回国，关入老虎桥监狱。站到法庭上以后，他反复把自己和直接军事协敌切开。他强调自己没有帮助日军进攻国土，没有抢粮夺械，也没有争城夺地，还写下数千字补充说明为自己辩解。

这套答辩把“拿枪作战”和“政治宣传”分成了两件事。

战后的法律审查还要追问一个具体问题：一个人在敌伪政权中执行的任务，是否借助敌伪势力，是否产生有利敌伪或不利本国及人民的实际作用。林柏生任宣传部长期间留下的文章、讲话、报刊活动和政治职务，都被放进这条尺度之下审查。

1946年5月31日，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林柏生死刑。
当时这类死刑案件在高院判决后，还要经过复审、核定执行日期，再交由监狱执行。林柏生没有当天被带去刑场，而是在死囚牢中又等了四个多月。

到了10月8日，执行手续走到最后一步，行刑令送进老虎桥。

到了刑场边，他没有留下承认过去道路错误的文字。那四句临刑所抄的诗，现场记者事后查到出自汪精卫《双照楼集》中的旧作。庭审时，他仍用自己的说法解释过去的选择；临刑前，他手里还握着汪精卫的诗句，又把“救国”二字留给妻儿。

第一枪从身后打来，林柏生倒地后尚未立即死亡，随后又补了一枪。
那副眼镜已经交给监刑人员，那本西文书也留在了刑场之外。

书页上一边写着妻子和孩子，一边写着“革命救国、科学救国”。
几个月前的判决，则已经把他多年在汪伪政权中的职务、宣传与政治行为作出了另一种法律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