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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成功，绝对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成就，是无数先烈和英雄共同创造的，这是绝对
中国革命的成功，绝对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成就，是无数先烈和英雄共同创造的，这是绝对的事实。但是，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多少个英雄和无数先烈的奋斗牺牲了，也换不来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是绝对的真理。1947年7月23日，一封中央军委电报发到刘伯承、邓小平手中。电报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要等待后方条件齐备，迅速向大别山跃进。那时国民党军仍在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装备和交通条件上都不占优势。刘邓部队刚结束鲁西南作战，本来需要休整，中央却决定把这支主力推向千里之外的国民党统治区。8月，刘邓大军开始南下。部队离开原有根据地，没有稳定后方，粮食补给、伤员安置、兵员补充都变得更加困难。国民党很快调集重兵围攻大别山区。刘邓部队承担的压力陡然增加，国民党原先压向陕北、山东等方向的兵力部署却被牵动，中原战场被打开，战争开始从解放区向国民党统治区推进。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承担的是全国尺度的取舍。有限的主力继续围绕原有根据地作战，可以暂时减轻部队负担；把一支主力送入大别山，则要承受远离后方、连续作战甚至严重减员的风险，却能迫使国民党改变部署。局部要吃苦，整个战局才能腾出空间。一年后，这种中央与前线的关系出现在规模更大的战场。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当天，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战役展开以后，敌我兵力和部署不断变化，作战规模随之扩大，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最终进入同一场战略决战。粟裕参与提出重要战役方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承担前线指挥，各纵队负责包围、阻击和突击。战场之外，鲁、苏、豫、皖、冀五省大批群众进入支前队伍。66天战斗中，解放军投入约60万人，国民党军投入约80万人，累计参加支前的民工达到543万人。粮食、弹药、担架和运输车辆沿着道路不断向前移动，几个野战军才得以维持连续的大规模作战。西柏坡的中央军委负责判断几个战略区的先后轻重，前线将领负责把判断变成战役行动，地方党组织负责组织人力物力。缺掉任何一层，那场涉及上百万人军队和数百万支前群众的决战都无法依靠一纸命令完成。十二年前，中央红军经历过完全不同的局面。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出发的中央红军有8.6万余人。湘江战役以后，只剩3万余人。担负阻击和掩护任务的部队打得极为惨烈，大批干部战士倒下，巨大的牺牲却没有换来战略主动，中央红军仍处在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之中。1935年1月，遵义会议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毛主席进入政治局常委。此后中央军事领导关系继续调整，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中央红军随即不断改变作战方向，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又渡过金沙江，终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湘江战场上的将士并不比后来的人缺少勇气。那时最缺的是能够根据敌情不断改变方向的正确指挥。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已经用伤亡证明，一支部队肯拼命，与这支部队能不能保存下来，是两回事。战士负责冲锋，战略方向一旦发生错误，再大的勇敢也只能在错误方向上继续消耗。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进入中央军事决策的核心，同时并没有取代其他人的职责。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分别承担中央重要工作，各根据地和野战军也形成了一批能够独立组织战役的军事领导人。中央掌握全局，战区解决具体问题，前线意见也会进入中央决策。1948年粟裕的作战建议被中央采纳，就是这种关系在大战前夜的一次具体运行。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又把军事指挥托在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基础上。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已有120余万党员，人民军队达到近百万规模。一个战略部署从中央发出，要经过军队、地方党组织、基层干部和群众才能变成粮食、兵员、情报、道路和战斗力量。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被歼55.5万余人，长江以北的军事局面发生根本变化。1947年那支奉命“不要后方”、向大别山跃进的主力，此时已经成为中原战场的重要力量，参加了决定全国战局的大决战。1949年的人民解放军中，有长征保存下来的骨干，有各抗日根据地发展起来的部队，有一批批后来参军的农民和青年；战场后面，还有推独轮车、抬担架、运粮食的几百万普通百姓。没有这些人，任何战略都无法落地。可从遵义会议以后，决定这些力量向哪里走、什么时候舍弃局部、什么时候集中主力、什么时候把战争推向对手统治区，毛主席长期处在中央决策的核心。无数人的牺牲由此没有停留在一场场孤立的血战里，而是被组织成一支不断保存、扩大，最终能够争夺全国胜负的力量。
今天，敬一丹老师走了。在乡村教育这条路上，她是走在前面的那一位。她走进过大别山深处的教学点，把话筒递
今天，敬一丹老师走了。在乡村教育这条路上，她是走在前面的那一位。她走进过大别山深处的教学点，把话筒递给撑船接送学生的乡村教师；后来一次次回到山里，为孩子的饭桌奔走，也陪留守儿童剪过纸。她说对孩子的关心，不能只停在物质帮扶上，最要紧的是打开孩子们的心。她一辈子做的事，是把话筒递给今天，敬一丹老师走了。在乡村教育这条路上，她是走在前面的那一位。她走进过大别山深处的教学点，把话筒递给撑船接送学生的乡村教师；后来一次次回到山里，为孩子的饭桌奔走，也陪留守儿童剪过纸。她说对孩子的关心，不能只停在物质帮扶上，最要紧的是打开孩子们的心。她一辈子做的事，是把话筒递给那些没人听见的人。这份平视和耐心，是我们公益人的最好示范。敬老师，一路走好。山里的上课铃还会响，红花草年年开。敬一丹去世
1931年，徐向前骑马经过一堆尸体，这时，他发现一具尸体动了一下，就让人把他救起
1931年，徐向前骑马经过一堆尸体，这时，他发现一具尸体动了一下，就让人把他救起来，谁知此举，竟为新中国救下了一位了不起的战将！1931年的大别山，真正稀缺的东西不只是枪和子弹，还有时间。仗一打完，部队要收拢人员、转运伤员，还得防着敌军卷土重来。就在这样的战场上，留下了一段徐向前巡视阵地时从伤亡人员中救出年轻战士的故事。那个从死亡边缘被拉回来的人，后来成长为秦基伟。只看这个开头，很容易把秦基伟后来的成就归结为“命大”。其实把他的经历往后翻就会发现，活下来只是第一道门槛。真正决定他能走多远的，是此后几十年里一次又一次从基层岗位重新学、重新打、重新扛责任。秦基伟出生于1914年，湖北黄安人，也就是今天的红安人。1927年黄麻起义时，他才13岁，跟着当地群众参加行动；1929年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年龄放到今天还是少年，在当时，他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战争环境。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担任总指挥。不久，黄安战役打响。当时的秦基伟已在部队中担任基层指挥职务，后来任总部手枪营连长。那支部队既承担警卫任务，情况紧急时也直接投入战斗。换句话说，他离战场并不远，更不是待在后方的年轻干部。这恰恰是理解那次死里逃生的关键。17岁的秦基伟，还谈不上后来那种统率大部队的沉稳。他首先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红军基层干部。战斗留下的伤口可以治疗，可怎样判断敌情、怎样带兵、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必须稳，这些本事只能一仗一仗磨出来。此后，他随红四方面军辗转作战，从排长、连长、营长逐渐成长起来，后来又担任警卫团团长、红31军274团团长等职，并参加长征。1936年，他随部西渡黄河作战。短短几年间，他面对的已经不再只是“自己怎么活下来”，而是怎样让更多战士完成任务后活着回来。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秦基伟的身份又变了。他曾任八路军第129师游击支队司令员，后来在晋冀豫军区从事作战指挥工作，又担任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山地游击战没有固定套路，兵力、道路、粮食、群众工作都要算进去，这让他的指挥方式越来越灵活。解放战争开始后，他已经能够独当一面。1947年，秦基伟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率部南渡黄河，参加洛阳、郑州等作战，淮海战役中又参加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他出任第二野战军第15军军长。那个1931年还在大别山里作战的年轻人，此时已经能够指挥一支主力部队。真正把他的名字刻进军史的，却还在后面。1951年，秦基伟率第15军参加抗美援朝。1952年上甘岭战役爆发，第15军承受了极为密集的炮火和持续进攻。战斗从局部阵地争夺逐渐扩大，前后持续43天，对指挥、补给、兵力调配和阵地组织都是巨大考验。秦基伟后来回忆上甘岭时，并没有只谈“勇敢”。他专门总结过前期判断中的不足，也分析为什么战斗会被拉长、兵力该怎样调整、后勤保障为何必须加强。这一点很值得注意：真正成熟的战将，不是把每次胜利都解释成自己判断正确，而是敢把当时哪些地方估计不足也摆出来。1955年，秦基伟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后他继续担任重要军职，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7年2月2日，他在北京逝世。从1929年参加红军算起，他的军旅经历跨越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几个重要阶段。到了2026年，这段人生仍没有被人遗忘。今年2月，湖北日报在重读《秦基伟回忆录》时，再次梳理了他从红安少年成长为高级将领的经历。值得重新看的，并不只是某一场仗打得多激烈，而是一个文化基础有限、年纪轻轻走进战场的人，怎样靠实战、学习和不断总结，把自己一步步练成了真正能够统兵的将领。所以，再看1931年那个战场上的瞬间，它的分量并不只在“徐向前救了一个人”。如果秦基伟后来只是平平淡淡地走完一生，这件事也许只是一段救人的往事。偏偏这个从危险边缘被拉回来的人，此后又打了几十年仗，从基层战士走到了军级指挥员的位置。一只手把人从战场上救回来，只能给他第二次生命；至于这条命后来能走到哪里，还是要看他自己。秦基伟用此后漫长的军旅生涯回答了这个问题。历史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也正在这里：有些改变后来格局的大人物，在命运转弯的那一刻，还只是战场上一个差点再也醒不过来的年轻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