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抗战回忆录（29）鄂西会战的检讨鄂西会战是第六战区成立后最重要的一次战斗，颇有值得检讨的价值，拉杂列述如后：

一、敌我兵力的比较。
各战区历次战斗，敌我使用的兵力，都有很大的悬殊。大致的比例，是一与五之比，即我军使用兵力，常五倍于敌军。其所以如此者，因为敌人的装备优越，素质较佳，故我军不得不以数量上的众多，以补装备素质之不足。

但这次鄂西会战，就颇有一新耳目之处。敌军总兵力为十万余人，我军总兵力名为九个军，实际不过十四万人。就装备来讲，我军亦远较敌军为逊，即以山野炮而论，敌军拥有一百四五十门之多，而我军所有者尚不及敌人五分之一。以兵力稍多之我军，对抗装备远优于我之强寇，而犹能获致胜利，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稀有的战例。

二、敌我伤亡的比较。
装备劣势的部队与装备优势的部队作战，前者的伤亡率一定较后者为大，这是人所公认的事实。

抗战以来，统计各战区大小战斗中，敌我伤亡比例，初期约为一与二之比，即我伤亡二人时，敌伤亡一人。以后有时为二与三之比，亦有时约略相等，但敌之伤亡较我为大之时，实不多见。至若敌之伤亡竟较我超出百分之五十以上，恐怕只有鄂西会战这一个特例。

三、我军获胜的原因。
判断敌寇意图正确，不为其种种狡狯伎俩所迷惑，此其一。敌军开始窜犯之时，先侵据江北各要地，然后渡江而南，与我各军对峙。此时敌之企图，显系在打通汉宜之间的交通线，使我不虞有他。但我并不因此有所懈怠，予敌以可乘之机。其后敌再南犯安乡、南县，作即将进攻常德姿态，希图诱我堕入其佯攻圈套，但我亦不为所愚。敌至此始暴露其本来企图，转锋西上，会合宜昌西岸之敌夹击我以石牌要塞为核心的江防军。敌军此种行为，不是“攻其不备”，而是“攻其所备”了；其终于招致挫败，不亦宜乎？

贤明统帅，指示机宜，将士用命，此其二。战事紧急之际，委员长不断通话指示，无不切合机宜，将士在统帅督励之下，士气百倍。

军政合作，此其三。无论此次会战之前之后，政治上配合军事之处极多，如检举奸伪、运济粮弹、抬送伤兵、救护负伤官兵等，都有很大的贡献。尤其难得的是报告敌情。此次敌人行动，我们能够了解得特别清楚，很多都是民众自动报告的。民众如此深明大义，当然是行政方面组训民众有成的效果。

友军协同良好，此其四。此次作战，五、九两战区及江防以外各集团军，皆能一致适时出击，牵制敌人，使本战区的主决战方面得到莫大的便利。又我空军及美空军的英勇协力，不特使敌军精神上大受威胁，其后方补给大受损害，对于鼓舞我军士气上，亦收效甚大。美空军指挥官格兰将军，且亲自飞抵恩施，与我当面协议陆空协同事项，尤属难能可贵。

四、委员长高瞻远瞩，指出我军胜利的原因。
敌军战略错误之一：如果当时敌人占领了南县、安乡之后，乘势由津澧南下，只需少数兵力，即可占领常德，敛兵固守。如此，则我九战区的援军就开不过来。退一步说，敌即不占领常德，而占领石门，亦能阻我援军之加入。那时，敌可大胆地向峰和三斗坪进犯。即使进犯不利，其退却的时候，亦不致受到我军威胁。敌计不出此，而冒险犯我要塞，其结果遂招致一大惨败。

敌军战略错误之二：敌人进犯第一个大目标，就是想攻破我们石牌要塞，控制重庆的门户。那么，既占领渔洋关之后，就不应轻易放弃。敌军主力亦不必经由长阳、渔洋关这条路继续西犯，而可直接由宜昌西岸上下乌龙或红花套经曹家畈进犯三斗坪与庙河，则其侧背既有掩护，后方交通距离亦可缩短几倍。如此就算进犯不利，亦可以从容退却。但是敌人没有掌握这一条要道，亦不知利用这一条路线，这是敌人战略上第二个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