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早有归国落叶归根的想法。1964 年夫人郭德洁确诊癌症晚期，她一心希望不要客死异国。这一情况促使李宗仁抓紧机会，1965 年冲破阻碍回到祖国。归国仅八个月后，郭德洁病情恶化在北京离世。

1965年2月，郭德洁再次接受治疗。她的乳房疾病已经拖了相当一段时间，手术之后，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继续留在美国，意味着还能利用那里的医疗条件；跟着李宗仁回中国，则要经受长途飞行和连续转机。

同一个月，北京也传来了李宗仁等待已久的消息。2月3日，毛主席对有关李宗仁归国的报告作出批示，表示欢迎。

这两件事碰到了一起。李宗仁多年来迟迟未能落定的归程，终于开始加速。

其实，他想回大陆，远在郭德洁病势严重以前。
1959年，程思远已经把李宗仁希望“落叶归根”的意思带到了北京。周恩来知道后，没有急着催他动身。那时的李宗仁住在美国，身份又十分特殊。他曾任国民政府代总统，和蒋介石公开决裂多年，在台湾仍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这样一个人从美国回到大陆，牵动的不只是个人去留。

所以，那几年程思远一直在两边传递消息。
李宗仁关心自己回来以后如何生活，也关心还能不能再次出境。1963年，他到欧洲与程思远见面，北京方面托程思远转达了一套很宽的安排：可以回来定居，可以回来以后再出去，也可以先在欧洲住一段时间再决定；以后若想再次回来，同样欢迎。

李宗仁听明白了其中的分量。
他此后明确表示，希望回国定居。到了这一步，所谓“落叶归根”已经不再是一句泛泛的乡愁，而开始变成一项可以实际操作的安排。

可归程并没有马上启动。
1964年，李宗仁在美国报刊发表文章，其中一些政治表述引起北京方面的重新考虑。原先已经推进的安排因此放慢。李宗仁只能继续等。

偏偏郭德洁的身体也在这个阶段不断恶化。
她的乳房疾病并非突然发生在1964年。程思远留下的回忆，把相关诊治时间追溯得更早。到了1965年初，癌症已经发展到严重阶段。此前李宗仁还可以等一个更稳妥的时机，这时夫妻两人的年纪和郭德洁的病情，却把“以后再说”变成了一件越来越冒险的事。

李宗仁开始频繁催问归国安排。
北京方面此时也重新明确了态度。随后，具体路线被一点点铺开。行程必须尽量保密，既要避开外界注意，也要保证途中安全。

李宗仁先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之后经雅典、贝鲁特等地辗转，再飞往巴基斯坦卡拉奇。相关人员提前前往接应，在机场和转机环节作了专门布置。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老人返乡。
李宗仁在海外生活多年，又曾站在国共政治冲突的高位，他的去向一直受到多方注意。一旦行程过早暴露，路上就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麻烦。正因如此，他的归途被拆成数段，每走一步，都要确认下一步能否安全衔接。

郭德洁没有留下来治病。
她的身体已经很差，仍和李宗仁一起登上了飞机。比起那些后来流传的伤感对白，这个选择本身已经足够沉重。

她知道自己的病需要治疗，也知道这一趟路不会轻松，最终还是跟着丈夫走了。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夫妇进入大陆。
7月20日，他们抵达北京。周恩来等人在机场迎接。李宗仁随后发表归国声明，表示自己年事已高，希望以人民一分子的身份在祖国颐养天年。

从1959年第一次明确传出“落叶归根”的愿望，到这一刻，已经过去六年。
六年里，他等过消息，谈过条件，也经历过计划放缓。郭德洁的病没有替他决定方向，因为1963年李宗仁已经选定了回国定居；可到了1965年，病情越来越重，夫妻俩能够继续等待的余地已经很小。

回国以后，郭德洁的病仍在发展。
1966年3月，她病情急剧恶化。为了继续治疗，她被送回北京，住进北京医院。

3月21日，郭德洁去世。
从她和李宗仁抵达北京算起，大约只有八个月。

她终究跟着丈夫回到了中国。机场上的欢迎、人群中的握手、重新安顿下来的生活，都没有持续太久。

八个月后，北京医院的一张病床，成了她这一生最后停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