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9岁的少女，麻木地张开大腿，拍下这张照片的不是日寇，是鼓楼医院的女医师鲍恩典。

你试着想象一下那个画面。1937年12月的南京，城破了，血流成河，活着的人比死了的更煎熬。鼓楼医院那时候被划进了国际安全区，是城里唯一还在接诊平民的地方。走廊里、过道上，密密麻麻躺满了人，有被刺刀挑穿的士兵，有被炮弹碎片削去半张脸的老百姓，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和伤口腐烂的臭味。

这个19岁的姑娘被抬进来的时候，身上裹着一块破布，血早就把布和皮肉粘在一起了。她不是受伤那么简单，她被日军抓进营地糟蹋了整整38天。你能想象38天是什么概念吗？将近一个半月，每一天都在地狱里过。她身上有咬痕、有烫伤、有烟头烫出来的疤，大腿内侧的伤口深得能看见骨头。鲍恩典在她的日记里写过，这个姑娘被送来的时候，“不喊疼，也不流泪”，不是不疼，是疼到极致以后，人的神经系统会自我保护，整个人就像被抽空了一样。

鲍恩典蹲下来要给她检查伤口，姑娘没说话，只是机械地把腿张开了。那个动作里没有羞耻，没有抗拒，甚至连求生的欲望都看不到了，只剩下一种被碾碎之后的麻木。你想想看，一个19岁的女孩子，搁在和平年月里，可能还在学堂里念书，可能还在为一件新衣裳跟家里闹别扭。可在1937年的南京，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一个美国女医生面前，麻木地张开大腿，让人拍照记录下自己身上的伤。

鲍恩典没拍她的脸。这个细节我反复琢磨了很多遍。鲍恩典是美国人，1919年就来了中国，在鼓楼医院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她完全可以像其他外籍人士一样撤离，但她没走。她留下来当医院总监、当会计、当食堂主管，什么都干。她拍这张照片，不是为了猎奇，不是为了留作什么“证据”去展览——她只是觉得，这个姑娘受过的苦，不能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烂在时间里。

照片拍完以后，鲍恩典把底片和病历一起塞进铁皮盒，埋在医院后院的老槐树底下，上面盖了厚厚的土。她怕日寇闯进来搜到这些东西。你想想那个场景，一个美国女医生，半夜偷偷摸摸跑到后院挖坑埋东西，像做贼一样。可在那个年代，埋在地底下比放在任何保险柜里都安全。

后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鲍恩典拍了这张照片，而不是别人？当时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不止她一个，威尔逊医生、屈穆尔医生、韩德思女士，都在。可拿起相机对准一个姑娘最隐秘的伤口、按下快门的，是她。鲍恩典一辈子没结过婚，她把23年的光阴扔在了南京。1976年她在美国去世，那本423页的日记被侄子在阁楼里发现了。日记里写满了她亲眼看见的东西——“已经没有地方掩埋尸体了”，“除了安全区的女孩子外，南京几乎所有的女孩子都被强奸了”。

可我们记住的，往往是大人物、大事件、大数字。30万。这个数字太大了，大到让人麻木。可那个19岁的姑娘，她没有名字，鲍恩典在病历上只写了“十九岁，无名氏”。她没有上过战场，没有拿过武器，她只是想活着。可她连活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不是被杀死，是被活生生地碾碎。

鲍恩典把这张照片和那本日记留给了后世。可我想说的是，我们凝视这张照片的时候，到底在看什么？是在看日军的暴行？是在看一个美国医生的良知？还是在看那个19岁姑娘被剥夺殆尽的人尊严？我倾向于最后一种。因为只有当我们看见她作为一个“人”所遭受的一切，而不是作为一个“数字”或“历史事件的一部分”，这段历史才真正有重量。

那些被记录下来的麻木和恐惧，不是让我们用来愤怒的，愤怒太轻了，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们是用来提醒我们的：和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个19岁的姑娘可以在38天里被彻底摧毁，一座城市可以在几个星期里变成人间地狱，这些事情发生过，就可能再发生。

鲍恩典按下快门的时候，她可能也没想那么多。她只是觉得，这个姑娘不能被忘记。可“被记住”这三个字，比我们想象的沉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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