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解放后，走投无路的徐梦秋找到了时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刘伯承，想混进革命队伍寻求庇护。刘伯承深知此人罪孽深重，不敢擅自做主，立刻将情况上报中央。毛主席接到报告后，态度异常坚决：“立刻捉拿归案，不纵容任何叛徒！”
1949年6月，南京城的接管工作还没完全理顺，一个失去双腿、靠拐杖行动的人突然露面。他没有去登记普通旧职人员的身份，而是四处寻找过去认识的干部，希望凭早年的革命经历重新取得信任。这个人正是徐梦秋。
南京当时刚完成政权接管，军管会既要恢复交通、金融和市场秩序，也要清查潜伏特务及重大历史案件。徐梦秋主动出现，看似是来投靠，实际上等于把自己送到了审查机关面前。对这样的人，任何干部都不可能凭一句“认识多年”就作出安排。
他以为自己还能靠“老资格”打开一条缝。可南京公安机关看到这个名字，马上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徐梦秋不是一般的脱队人员，他在新疆监狱中的表现，早已越过普通动摇的范围。南京市公安局长周兴先稳住他，随后把情况逐级报告，中央很快要求将其逮捕归案。
耐人寻味的是，徐梦秋早年并非无名之辈。1923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进入中央苏区，做过军委秘书工作，也担任过红军宣传、教育方面的职务。他文字功底不错，写过通俗历史读物，在红军内部算得上少见的文史人才。
1934年参加长征后，他的双腿被严重冻伤，到陕北后不得不截肢。1936年，红军开始大规模征集长征亲历者的回忆材料，徐梦秋参加编辑整理。到1937年2月，《红军长征记》书稿完成，他还负责统稿，并撰写编辑说明。这段经历，让他一度有了“红色历史学家”的称呼。
也正因为有过这些经历，他后来的叛变才显得格外沉重。1937年11月，徐梦秋化名孟一鸣，原本准备经新疆前往苏联治疗。到迪化后，他被留在当地工作，先后参与教育行政和新疆学院事务。当时盛世才表面亲苏、联共，新疆一度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干部。
徐梦秋并不是只挂一个空名。他曾写信反映新疆学校缺教材、缺书刊的困难，延安方面收到消息后，还组织调集讲义和读物运往新疆。1941年，他曾进入苏联安装假肢，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辗转返回迪化。此时，新疆的政治风向已经开始变化。
1942年，盛世才彻底转向，先把在疆共产党人集中监视，同年9月又大规模软禁。1943年2月，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徐梦秋在内的一批人员被投入监狱。敌方炮制所谓“阴谋暴动案”，逼迫被捕者承认根本不存在的罪名。
在同一座监狱里，不同的人作出了完全不同的选择。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拒绝屈服，于1943年9月27日被秘密杀害。徐梦秋却在刑讯和威逼之下倒向敌方，写下脱党材料，接受对方编造的说法。此后，他与潘同、刘希平等人一起，被视为叛变人员。
还有一层情况常被忽略。当时新疆消息封锁严密，延安并不知道徐梦秋已经叛变。1943年至1944年间，中共中央仍通过重庆方面多次交涉，要求释放被关押人员，名单中还有徐梦秋。甚至有人提出要重点营救他。组织仍在设法救人，他却已经站到了另一边，这才是整件事中最刺眼的反差。
盛世才离开新疆后，国民党方面接管监狱，徐梦秋随后被送到重庆。1945年以后，他进入军统控制的“特研组”。这个机构专门收容、管理和利用叛变人员，他挂着所谓少将名义，实际处境并不体面，只是被当成熟悉共产党情况的工具。
到1948年11月，国民党方面准备撤离，毛人凤让徐梦秋转往福建，没有安排他去台湾地区。他行动不便，又失去利用价值，很快成了被抛下的人。此后他辗转上海、南京和皖南，藏也藏不稳，走又走不远，只能再次回到南京寻找出路。
这一次，他想利用的仍是过去。他希望旧日关系能替自己说话，也希望把叛变解释成酷刑下的无奈。然而，南京方面没有把个人交情放在组织原则前面。案件上报后，中央作出明确处置，徐梦秋很快被收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后来被判处无期徒刑。
判处无期徒刑，意味着此案最终落在审查和法律处置上，而不是靠私人愤怒解决。徐梦秋过去担任过什么职务、认识哪些人，都不能替代对事实的判断。南京方面没有给他重新包装身份的机会，也没有因为身体残疾放松对重大责任的追究。
从长征史料的编辑者，到国民党特务系统里的叛变人员，再到南京监狱中的囚犯，徐梦秋的变化并不是一夜完成的。他每一次都想用过去的身份换取新的退路，可真正决定结局的，始终是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
徐梦秋的结局还说明，革命队伍处理历史问题，看的不是一个人最风光时站得多高，而是他在最危险的时候守住了什么。早年的贡献可以如实记录，后来的背叛也不能遮掩。把两段经历放在一起，才更能看清责任与选择的分量。
1976年5月22日，徐梦秋在狱中病逝。他早年的经历没有被抹去，但也不能成为抵消责任的筹码。这段往事留下的道理很朴素：困难值得同情，伤残值得照顾，可一旦背弃立场、倒向敌方，造成的后果就必须承担。资历再深，也不能替原则开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