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老战友的儿子来找赵南起上将，想请他帮忙调到北京工作。赵南起听了来者的自我介绍，认为他的专业水平和个人素质都可以，决定帮这个忙，谁知对方的材料送过来后，赵南起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塞了3000元钱。

赵南起，朝鲜族，1927年4月20日出生，吉林永吉人。少年时代的他经历过动荡岁月，青年时期便投身革命工作。1945年9月，他在吉林参加解放同盟，做联络、发动群众、筹集粮食等工作。那时的他年纪不大，却常常往返于乡村之间，和群众打交道，把一袋袋粮食组织起来，送到需要的地方。

1947年2月，赵南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从基层文书、干事做起，长期在吉林和延边地区工作。基层岗位没有显赫名头，却最考验耐心、细致和责任心。赵南起熟悉民族地区情况，懂群众工作，也懂部队需要什么，这些经历为他后来从事后勤工作打下了基础。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赵南起随志愿军入朝，担任参谋和朝鲜语翻译。战场后勤不是简单运粮运弹，而是在敌机轰炸、道路破坏、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把物资送到前线。赵南起参与运输计划和组织调度，经历了反“绞杀战”的严峻考验，为保障前线作战和官兵生活付出大量心血。

回国后，他继续在吉林、延边和军队系统工作。到了1985年，赵南起出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治委员。1987年，他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书记。1988年9月，赵南起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后首批上将之一。

赵南起做后勤，讲究把钱花在刀刃上。他关心基层官兵的营房、吃水、取暖、照明，也重视军费管理和制度建设。到了1992年，他转任军事科学院院长。这个岗位既需要军事实践经验，也需要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年那件“材料里夹钱”的事，才更能看出他的原则。

1993年，赵南起已经离开总后勤部，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一天，一位老战友的儿子找上门来，希望能调到北京工作。对方不是空口求人，先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历、专业方向和工作情况。赵南起没有因为“老战友的儿子”这层关系马上点头，也没有一句话把人挡回去，而是按人才标准认真听。

听完介绍后，赵南起认为，这个人的专业能力和个人条件确实不错，放到合适岗位上能够发挥作用。老战友当年为革命事业做过贡献，后辈如果也有真本事，组织上按程序帮助安排，并不违背原则。赵南起决定帮他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前提是要把材料准备清楚。

他要求对方写一份正式材料，把个人经历、专业特长、工作表现、调动理由写明白。这样做不是走过场，而是把私下求助变成可审查、可比较、可研究的正常材料。能不能调、调到哪里、适不适合岗位，都要拿事实说话。

没过多久，材料送来了。赵南起打开文件，原本准备仔细看内容，却发现里面夹着3000元钱。1993年的3000元不是小数目，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沉甸甸的钱。这个动作的性质也很清楚：不是正常感谢，而是把工作调动同送钱绑在一起。

赵南起看见钱后非常生气。生气的原因不是钱多钱少，而是对方把正当帮助弄成了不正当交易。原本一个有专业能力的人，靠材料、靠本事就可以争取机会，却偏偏塞进一笔钱，把事情弄脏了。送礼的人也许觉得这是“懂人情”，可在赵南起那里，这就是原则问题。

他没有把钱收下，也没有把事情简单推掉。因为从前面了解的情况看，这个年轻人确有专业基础，也符合用人需要。如果只因这3000元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可能会让一个可用之才失去机会；可如果把钱悄悄留下，那就等于默许这种做法，后果更坏。

赵南起把秘书叫来，吩咐把这3000元钱单独处理，不能动用，更不能留在自己身边。据公开叙述，他让秘书把钱存起来，之后再交还本人。这样做有两层意思：第一，钱绝不收；第二，事按事办，人按人看，不能让送钱这一步毁掉正常考察。

过了一段时间，赵南起把这个年轻人叫来，当面严肃批评。他没有因为对方是老战友的儿子就留情面，也没有把话说得含糊。送钱办事，看似是表达感谢，实则是对组织程序和个人品行的伤害。年轻干部想走得远，靠的应是能力、作风和岗位成绩，不能靠红包开路。

批评之后，赵南起把存折交还给对方，并叮嘱他到新岗位后好好干工作，不要再搞送礼这一套。事情的结果没有变：能帮的忙依旧帮，但钱一分不能收；该批评的行为必须批评，不能因为人情关系降低标准。

这件事之所以被人记住，关键就在这里。赵南起没有用“清高”两个字把人拒之门外，也没有用“人情”两个字把原则放下。他把人和事分开，把能力和送钱分开，把帮助人才和拒绝行贿分开。对那个年轻人来说，这一课比调动本身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