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给蒋介石父子写对联这事儿，很多人张嘴就说这老头骨头软。1924年他写“立马定中原”送陕西学生上黄埔，三十五年后又写“计利当计天下利”送给蒋经国挂书房。两副对联跨了三十五年，蒋家父子都挂在最显眼的地方。可于右任自己呢，晚年穷得连假牙都装不起，生病住院的钱都掏不出来。

他要是真跪舔权贵的人，能混成这副模样吗。国民党撤退那会儿他根本不是主动要走的，周恩来专门派人传话让他留在南京等解放，结果被一个国民党军官硬生生架上了飞机。到台湾以后他这个监察院长就是个摆设，1957年弹劾俞鸿钧被蒋介石当着两百多人的面斥责，一点面子都不给留。

于右任到死都惦记着回大陆，1962年写的诗里说葬我于高山之上望我大陆。他老婆高仲林一直留在大陆没走，1961年过八十岁寿辰还是周恩来安排人给操办的。于右任在台湾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住的是日本人留下的旧木房子。他日记里记着开支太大不知道怎么维持，春节快到了用费太大，这些话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酸。

他写那十四个字给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分明就是一个老儒生对年轻掌权者的劝诫。于右任自己说他是儒家系统中人，守之不变者万勿中途迷离。他这辈子信的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那几句话。蒋介石拿他的对联给自己脸上贴金，于右任拿着毛笔劝人向善。

于右任的悲哀根本不在于写了几副对联，而在于他这辈子从来由不得自己选。他想留在大陆，让人硬给带走了。他想回陕西老家，到死都没能回去。他想用自己的道德去感化那些掌权的人，手里就剩下一支毛笔。他的字挂在了权力者的墙上，他自己却在权力者的墙角下过穷日子。那些对联到底写了什么已经不要紧了，要紧的是写对联的人从来就不是对联里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