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英夫曾为多位高层领导担任高参，被誉为“洛阳才子”。1966年，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受到诬陷，不久被撤销作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并被隔离审查。


1966年8月，雷英夫的处境被两次落笔夹住了。
月中那一次，离最高层很近。

叶群找他，雷英夫当时不是中央最高层的人，他只是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可这个位置偏偏贴着军队中枢。作战部管战备、值班、作战意见和军委命令往来。

坐在这里的人，有时不用站到台前，只要把一句话写成能上送的文字，就已经进了局。

月底那一次，落在总参大院里。

潘振武是否参加毛主席接见外宾，引出外事局风波。外事局有人把矛头指向总参领导，作战部很快跟上。王尚荣是作战部部长，雷英夫是副部长，他们在支持外事局行动的大字报上签了名。

作战部是总参第一部，它一动，别的部局就会看。
总参的空气，不是突然乱的，是从一张纸贴到另一张纸，慢慢绷紧的。

两次落笔隔得不久。
前一次更隐蔽，贴着高层政治；后一件更直接，马上砸到他自己身上。

雷英夫懂机关，懂口径，也懂文字在机关里怎么变成态度。可1966年的机关，最懂这套做法的人，也会被这套做法反扣住。

纸一旦送出去，就不完全归写字的人管了。

雷英夫能走到这个位置，靠的并不是空名。他是河南孟津人，早年参加八路军，进过延安抗大，长期在中央军委和总参系统做参谋工作。1955年授大校，1961年晋少将。真正要看的，是他坐在作战部副部长的位置上，面对运动中的表态，选择了怎样落笔，又怎样被落笔带走。

8月25日前后，外事局那场风波本可以停在接见安排上。
潘振武没有参加接见，有周总理请示后的安排经过。可外事局一些人不肯停，冲到总参党委会场，质问杨成武。作战部没有先把来龙去脉压实，反倒把支持外事局的字贴出去。雷英夫签名的时候，未必不知道作战部的分量。

越知道，越不该轻易把这个部的名义推上墙。

周总理写信讲清经过，徐业夫也写信交代当日电话和接见安排。
两封信一公布，作战部里原先支持外事局的人又转过来，说自己受骗。这个转向很快，快得难看。刚才还喊支持，转眼又要去找对方算账。

可机关里有些痕迹翻不过去。大字报可以撕，会议可以再开，签过的名不能当没发生。

8月30日，叶剑英在三座门开会，肖华、张爱萍等人到场。

王尚荣和雷英夫作检查。检查能让话头软一点，却不能让总参恢复原样。作战部带头站错队，党委受到冲击，事情已碰到军队中枢的秩序。

9月1日，军委常委会作出决定，撤销王尚荣作战部部长职务，撤销雷英夫作战部副部长职务，并要求交代问题。

雷英夫被隔离审查。

从签名到撤职，只过了几天。

这个速度很冷。雷英夫曾经靠判断和文字在机关里立足，这时也被判断和文字送出了作战部。所谓“高参”，在正常年月是本事，在运动年月可能成了危险身份。

上面需要文字时，他能写。
墙上需要表态时，他也签。到了要追问责任时，纸上偏偏都有他的名字。

如果只按“受诬陷”三个字写，会漏掉一半，雷英夫确实遭到长时间隔离和审查。

罗瑞卿问题中，他的名字曾和杨成武、王尚荣一起出现。刘少奇那几页文字里，也留有他的签名。八二五事件里，作战部的大字报又把他推到台前。几条线不必合成一顶大帽子，却足够让他退不回旁观者的位置。

1978年，雷英夫被安排到后勤学院训练部任副教育长。
这个安排保住了他的级别，也隔开了总参作战部的门。到了1980年，“两案”审理取证时，1966年那份指向刘少奇的文字又被翻出。9月29日，他再次被隔离。

10月3日，他被免去后勤学院训练部副教育长职务。第二年春天，他解除隔离。

1985年离职休养。
没有刑期落在他身上，原来的路也没有重新打开。

1982年1月28日，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谈到李汛山要求追究雷英夫刑事责任一事。函里给出的处理口径很窄：也没有把他认定为从犯，问题交由总政和后勤学院在党内处理。

雷英夫能回到生活里，却回不到作战部的座位上。

雷英夫的难处，就卡在这个缝里。

若说无罪，纸上的名字还在。
若说有罪，后来的正式处理又没有这么定。职务被拿下，审查结束，待遇保留，岗位不回。一个在机关里写了多年文字的人，最终被几次签名困住。

作战部还在，总参的值班还在，军委的命令还会往下传。

那张墙上的大字报早没了，另一批纸被收进卷柜里，等很多年以后再被打开。